樊锦诗“莫高精神”：五十七年间的使命与担当

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作“莫高精神”专题报告。

“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一生，并且仍在继续做着贡献。国庆前夕，樊锦诗先生获国家荣誉称号勋章。樊锦诗先生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此次报告中，樊锦诗先生从几个方面谈到敦煌的重要性：“我长期在敦煌石窟做一些工作。敦煌的文物遗产是以佛教为主题的，为世人展现了形象的佛教史和文字书写的佛教史，这里包含彩塑、书法、建筑、雕刻等多种艺术，其中敦煌壁画保留了大量的唐代和唐代以前稀有的人物、建筑、经变、装饰画等，反映了中古社会广阔的生活场景。此外，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它也展现了多元文明与多元文明荟萃的文化，一百多年来在国际上形成以敦煌石窟和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显学——敦煌学，敦煌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以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成为耀眼的明珠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杰出代表。”

报告中，樊锦诗也对自己初到敦煌的个人经历，及在敦煌的五十余年间对莫高窟的修缮与保护工作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等进行了梳理。

樊锦诗

初到敦煌

樊锦诗在讲座中谈到，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彼时独有的使命。

樊锦诗先生谈到自己与敦煌的缘起很早，早在去敦煌之前她就机缘巧合的在一本书上读到关于敦煌的文字，那篇文章中写道“敦煌是西北的一颗明珠，是一座极为丰富重要的艺术殿堂”，这些文字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樊锦诗真正与敦煌建立联系是在1962年，那一年樊锦诗在宿白教授的带领下到莫高窟实习，莫高窟洞内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而洞外则是戈壁沙漠，闭塞荒凉。早期到敦煌的学者们如段文杰、常书鸿都是住土屋、点油灯、喝咸水，敦煌职工的孩子也因为这里地处偏远没有学可上。在莫高窟实习的樊锦诗不久就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出现状况。

常书鸿在敦煌

而1963年，从北大毕业的樊锦诗恰巧被国家分配去敦煌工作，“我不太愿意讲我多么有奉献精神，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在开展学雷锋看行动的工作，我的父亲给学校的领导写信说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希望领导重新考虑，但我已经表态服从分配就不该出尔反尔，所以我没有把信递交给学校。那个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所以我从1963年就去了敦煌，只是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到敦煌工作以后不久，樊锦诗结婚了，“但是，我在和丈夫彭金章结婚以后，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在敦煌，他在武汉大学，孩子在河北农村。结婚十九年后，丈夫才考虑到我的爱好和事业，最终结束了自己热爱的武汉大学教职工作，放弃了自己亲手创办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他从商周考古的教学改为石窟的考古工作，主持了北区的考古工作，有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可惜两年前他去世了，这样的丈夫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樊锦诗自述。

在《此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颇有感情地回忆：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

从实体敦煌到数字敦煌

樊锦诗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谈了自己在敦煌这五十七年担当的使命。

“刚到敦煌，我想得很简单，就是做好考古业务的本职工作。谁知道就副所长、副院长、常务副院长这样当了下来。到1998年，我被通知成为敦煌的第三任院长，我当时将近60，本该退休了。我还问组织是不是弄错了，上面说你就干，你别管。于是我又干了17年。没想到增加了这么重的担子，几乎没有时间钻研业务了。从业务到管理，也是对我这个书呆子巨大的考验和挑战，我是管理上的门外汉，边干边学，恰逢改革开放，视野开阔，交流学习多了，利用各类会议、出国考察、查阅资料，向专家请教，最终能够在退休的时候留给大家几箱研究材料。”樊锦诗说。

敦煌莫高窟壁画因为其材质的原因已经岌岌可危。其中，自然破坏来源，第一是风沙侵蚀，第二是岩体裂缝。敦煌在地震带上，一旦有大的震动，连画都掉下去了。第三是渗水，有的地方水渗到缝隙里已经一千多年，裂缝还在发育。水渗进去后不会蒸发，会慢慢移动，壁画的内层渗水后，壁画就会起皮翘起，出现酥碱病害。稍不留神，一大片壁画就会掉下来。

2004年10月23日，樊院长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发现》剧组人员讲解洞窟内容

随着敦煌莫高窟游客数量的逐年增多，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统计，每年5月到10月的旅游旺季，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而科学测算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游客的剧增，对于由泥土、木头、麦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彩塑和壁画会带来很大的破坏。

樊锦诗在报告中介绍，莫高窟在历史上是供奉佛陀的殿堂，是佛教徒参拜的场所，本不具备开放博物馆的条件和功能，又不能按照博物馆展陈的要求进行任何改造。莫高窟大多数洞窟空间狭小，据统计，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洞窟仅18个，50—100平方米的洞窟21个，25—50平方米的洞窟41个，10—25平方米的洞窟123个，10平方米以下的洞窟289个。因此洞窟可承载的游客量十分有限。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莫高窟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此后每隔两三年，年游客数量就会增长10万人次，到2014年达到80万人次，2018年增至195万人次，预计2019年会突破200万人次。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未来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可能还会不断突破纪录。这会给莫高窟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保护和游客服务管理能力带来极大的压力。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使得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对洞窟的长期保存和游客的健康均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为此，敦煌建立了专门负责旅游开放的部门，为了保证看好看懂，培养了高素质知识性懂外语的讲解员队伍。建立了系列洞窟开放和游客管理制度，推介传播莫高窟价值和内涵，形成保护管理的能力和莫高窟经验。同时，最为重要的，敦煌研究院开始摸索莫高窟的限流政策，通过预约制，保证游客最大承载量执行。

限流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观众认为千里迢迢来看只能看到有限的洞窟而心生不满，所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应运而生。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核心展示“数字敦煌”与“虚拟洞窟”，向观众呈现敦煌莫高窟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经典与气势恢弘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们通过对比历史照片，和现存壁画、彩塑，看了吓一跳，本来很饱满清晰，现在模糊、掉落，莫高窟壁画正在迅速退化，如果任其发展，很快将消亡，唐以前的精彩壁画将不复存在。难题一直在我心里，照片能永远吗？用录像保存，要消磁的，这不就完蛋了。直到80年末我到北京出差，朋友带我看计算机，对图像数字化以后可存在计算机里保持不变，我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存数字档案念头，去省科委报告。”樊锦诗说。

“于是为了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就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电脑图像拼接技术。比如61窟五台山图，13.6米长、3.8米高，40多平米，拍不出来，数字化就做得出来的，还可以放大。只是做下来一百二三十万，我才知道这么费钱，就去募款。香港有一家香港之友基金会，他们给了资金，我们目前在他们的资助下做成了200多个图的采集拼接。”樊锦诗谈道。

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 局部

“同时在文物保护方面，大家从抢救性到科学保护，对于壁画材料的构成、颜料，为什么出现病菌、其原因、机理，有什么材料、工艺都在实验室先研究，有办法以后再对一部分病害壁画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此外，我们利用风险管理理论指导，进行预防性保护。大环境、微环境、病害指标、安全问题、崖体稳定问题、人员流动、洪水问题，要及早监测，提供数据。还设立了文物系统国家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中心，技术逐渐与国家接管，不仅有效保管了敦煌六处石窟，还为我国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壁画和土遗址保护作出贡献。”樊锦诗谈道。

“莫高精神”凝结着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坚守奉献、担当开拓。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做宣讲会总结时说，我们要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行动，大力践行“莫高精神”，学习“莫高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与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