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抛出一个问题：和“恶”面对面时，我们一定是“善”的吗？
事实上，现实已对此给出了答案：当然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并不远——当某些人动辄对他人扔出“网络板砖”时，与恶的距离可能就为负。
近两日，两个跟网络暴力相关的话题上了热搜，带动话题热度的是两位明星：那英和宋茜。
17日晚，那英发了开微博以来首篇长文，自曝从16日晚起遭到很多网络文章污蔑诋毁，怒斥网络暴力操纵者“妄想永远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妄想让遭受霸凌者默不作声”，并表示将站出来为遭受网络霸凌的人愤然反击。
同日晚，因未在社交媒体对韩国女星、同个女团成员崔雪莉离世事件表态而遭遇大量恶评的宋茜，也发了长文怒怼“键盘侠”：“请不要去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善意的忠告和建议也是有限度的，请不要越界。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团糟，又有什么资格指挥别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呢？”
在雪莉自杀事件将“网络暴力之恶”带入公共视线，韩国多名议员发起“出台雪莉法”提案、韩国演艺管理协会也表态“将为杜绝恶意评论展开强硬应对”的背景下，多位国内艺人却仍遭到网络暴力，最终愤而反击，这让人唏嘘且遗憾。
这不是明星艺人首度向网络暴力开炮：10月14日，艺人炎亚纶就发文写道：“至今多少自杀事件都由网络暴力引起，多少次我们在痛失生命的同时，才转而同情原本你可能讨厌或群起围攻的那个受害者?”“网络上暴力的文字与现实中的刀、枪、剑、毒无异”。
15日，演员热依扎正面怼网络攻击，“我代表了这个网络里的很大一部分人、今天不告你，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像你一样的人，伤害别人”；16日，主持人朱丹在雪莉之死引起的“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话题后说“雪，一直下……请善良”；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TFBOYS成员王源谈网络霸凌的视频，他呼吁大家不要网络霸凌，三思而后行。
这是“受害者联盟”向网络暴力的宣战，但该向网络暴力宣战的，远不止他们，因为受害的绝不只是他们。
“网暴纪事”
2012年7月，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搜索》上映，女主角叶蓝秋因患癌后坐公交时未给老人让座，受指责后说了句气话“来，坐我腿上”而招来“小三”等诽谤，遭到人肉搜索，最后无处可逃选择自杀。
叶蓝秋是虚构的，但很多人深受网络暴力之害是真的。翻看新闻，这些年里网络暴力制造的悲剧太多：
2013年12月，广东陆丰市，高中女生琪琪从陆丰望洋河桥上跳下身亡。因怀疑她偷窃服装，服装店店主将监控视频截图发至微博求人肉搜索。很快她的个人隐私信息曝光，她因此不堪压力跳河自杀。
2018年6月端午节，南京市江宁区一饭店经营者见两岁幼儿被泰迪犬咬伤，一气之下将狗摔死。事后他已与狗主人达成和解，没想到却卷入了网络暴力漩涡。爱狗人士对他及家人进行“人肉”，还电话骚扰、短信威胁咒骂。巨大的恐惧感，让其妻子无法忍受，选择割腕“为狗偿命”，所幸救治及时。
2018年8月25日，四川德阳一女医生在游泳池游泳时被13岁的男孩冒犯了，男孩拒绝道歉还做鬼脸、吐口水，女医生丈夫一怒之下教训了男孩。孩子父母得知后，先是在更衣室打了女医生，后又到医院闹事，要求开除女医生，还在网上散布了男孩被打耳光的视频，引来各种对女医生夫妇的攻击。涉事女医生之后不堪压力，躲在车里自杀了。
也是在2018年8月，在热播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反派的周海媚，因遭到持续数周的人身攻击，最终退出微博。不只是她，在《延禧攻略》中演太监袁春望的王茂蕾也在微博发文，“被骂太惨了，才发现自己内心没那么强大”，关闭了微博评论。
什么叫“键盘杀人”？这就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实现门槛被拉低，《让子弹飞》里“杀人诛心”的一幕总在正义外衣下被复刻，一切让人想起了古斯塔夫勒庞的那个书名。
曾因某篇文章遭到“网暴”的我，也曾见识过网络暴力的凶猛：短短几天内，我收到上万条羞辱谩骂的微博私信，几百条“问候家人”的短信，手机不间断地有骚扰电话打进来……还有人将人肉出的我个人手机号注册各种P2P网站，我手机瞬间收到数十条验证码信息。
“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当我看到有些事件当事人微博跟帖区轻易被攻陷，沦为“大型网络暴力路演现场”时，不会有半点幸灾乐祸之感。
向网暴宣战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他说的还只是线下传播时代的流言。在裂变式传播的互联网时代，流言蜚语不只是长了腿，长的还是“飞毛腿”。流言链接的网络暴力，杀伤力也早非昔日可比。
私设刑堂，挖坟人肉，网络逼供，线上私刑，电话骚扰，短信谩骂，道德绑架，动机污名，喊打喊杀，批倒批臭……这番景象，在当下时常可见。风乍起，吹皱一池网络暴力的脏水。这脏水流自“键盘侠”们的口水，流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毕竟，网络暴力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猎物，就像有些“锤子”恨不得把周遭事物都变成“钉子”。
如今，很多人把谣言、诈骗、黑公关当成网络黑产。但比起这些一小撮人的“暗黑操作”，戴着正义面具出笼伤人的网络暴力，或许是更不容小觑的黑产。它通常还是“量产”，一出现就猛如洪水。
文化学者朱大可曾提了个概念——“哄客”，专指那些爱起哄的网络看客。按照这路数，这些网络上的行刑者或许也可被称作“喷客”，他们“宁喷而让别人死，不默而生”。
虽然很多扔“板砖”的纯粹出于所谓正义感。但暴力就是暴力，无意识伤害也是伤害。网络暴力的“共犯结果”，决定了其“互害结果”。当网络暴力集结号吹响，其恶果经常是“三人成虎”后果的几何级放大呈现，这可能将有些当事人推到无处藏匿的绝境，也将网络戾气熏染着网上的世道人心。
互联网上的田园牧歌渐次远去，这或是必然。可当网络暴力正逐渐变成“互联网时代最厉害的冷兵器”时，对人命张开血盆之口，也以暴力在线上“复活”的方式颠覆平克·斯芬克斯的“文明伴随着暴力总量降低”结论时，向网络暴力的宣战已经不可避免。
制服人肉暴力这头“野兽”，自然得系上法治的缰绳。就法律层面而言，的确有为网络暴力备好的“筐”，如侵犯隐私权违法、诽谤罪、侮辱罪等。
2018年4月，被网络霸凌8年的温岭女生王晶晶（化名），就打赢了维权官司——2009年读高一时，她因为被同桌开了个“水杯要300万”的玩笑，结果在学校和当地贴吧被各种人肉、被群嘲“小学就整容”“男朋友成群”，还被校友拿性来造谣。“被时间送了我一张不好惹的脸”的她，知道拿法律维权，的确让我钦佩。
可观诸当下，对网暴启动法律追责的概率跟网暴的发生几率已严重不匹配。鉴于此，已有不少法律人士指出，我们需要一部《反网络暴力法》。这是个需要讨论的专业议题，但毫无疑问，强化法治对网络暴力的威慑力该是大方向。
向网络暴力宣战，可能还得更多地打通网民的“理性感知通路”。攻击是人的本能欲求里“坏的那一面”，疏导这种欲求，需要必要的价值观介入，通过文明价值传导与公约等形式，将正义情绪跟理性表达这两个“线头”织在一起，引导网民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更进一步讲，当下的文明教育中，“反网络暴力”该是其中一课。
在网络暴力面前，“阿特拉斯”们不该只耸耸肩，还应摇摇头。
佘宗明（媒体人）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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