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现代美术馆长：助力浦东，不是成为另一个泰特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可以称是上是工业遗产转化美术馆的典范，其馆长弗朗西丝·莫里斯（Frances Morris）近日在“第二届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论坛”上以伦敦和泰特的发展为经验，提示工业遗产转化，以及机构如何与社群互动的一种方式。在论坛期间记者专访了弗朗西丝·莫里斯，她讲述了近年来泰特现代的发展和所承担的多样的社会角色。

对于泰特与筹建中的浦东美术馆的合作，她对澎湃新闻说，我们更多地是给浦东美术馆助力，让浦东美术馆成为浦东的美术馆，而不是成为另一个泰特。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弗朗西丝·莫里斯

弗朗西丝·莫里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也是2000年对外开放的泰特现代的第四任馆长，也是首位女馆长。

1987年，她作为策展人加入泰特。2000-2006年负责泰特现代展览部，之后掌管美术馆的国际艺术收藏。2016年出任泰特现代馆长。她长期致力于对泰特藏品的重新构想，并通过各种方式拓展泰特现代的国际影响力，也是泰现代在女性艺术家中的代表性也有所增强。她也曾策划了多场里程碑式的展览， 2007年的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展、2012年的草间弥生展，2015年的艾尼格·马丁（Agnes Martin）展，以及2017年的贾科梅蒂展。

2015年，泰特现代“艾尼格·马丁回顾展”展览现场

在莫里斯看来，美术馆应该是一个艺术与社会对话的空间，并在美术馆所处的社群（社区）中发挥作用，“艺术家可以是社群变革的催化剂，最好的艺术项目更多是关注于过程而非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见的社会文化机构，如同‘城市针灸’。”而目前泰特现代也在尝试改革，并在一些非正式的自主空间中推进。

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记者：近年来，泰特现代为多位被忽视的女性艺术家做了回顾展，是不是泰特现代有“去中心化”、重新梳理美术史的意图？

弗朗西丝·莫里斯：两方面的意图都有。泰特现代继承了20世纪以来的很多现当代收藏，这些收藏大部分是北美和欧洲的。我们在整理收藏的时候会发现在当代艺术当中很多很重要的女性艺术家被所忽视了。我给了自己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使命，希望这些艺术家可以重新被看到。这个也是梳理历史的一种方式，不是某一段历史、而是不同的历史，这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去看历史。

最初我们展出这些艺术品会担心观众会不会不多，因为当时我们的理解是观众愿意看到熟悉的名字，一些大牌的艺术家。但做了几次展览以后，我们发现特别是介绍了几个非常出色的女性艺术家以后，观众反响是非常好的，观众们也愿意去发掘这些新他们视野外的艺术家们。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做过纳塔利娅·贡查罗娃（Natalia Goncharova）等俄国的女艺术家、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还有一位艺术家叫多拉·玛尔（Dora Maar）她原来所被人熟知是因为毕加索的作品，但是她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摄影师，这个展览在伦敦刚刚开，发现观众对于这些未知的领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兴趣的，不仅仅是说想要知道历史，更想要去遇见新的内容。那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我们也会愿意看到黑人艺术家、非洲或者是女性艺术家等，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去看或者去想。

“纳塔利娅·贡查罗娃回顾展”展览现场

记者：泰特现代是工业遗产转化为美术馆的典范，上海、尤其是西岸也有很多工业遗产转化为美术馆的案例，您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提示上海美术馆行业的吗？

弗朗西丝·莫里斯：对新的美术馆来说总是遇到很多挑战，就是刚刚起步的美术馆像是孩子，还没有完全成形。有一些可能展览可能还不具有深度、宽度或者是丰富性。但是只要经营美术馆的人，有想法，有远见和眼光，并且愿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做对于他们美术馆未来发展有益的实践，那这个馆肯定是会越来越好。我还发现现在美术馆的一个特点，它们也许楼宇建筑不同，但美术馆本身是同类的或者是同质的，在我看来美术馆并没有必要是趋同的。它应该有自己的特征和特性，这些特性反映在人身上，也反映在这个馆所选择展示的艺术家身上，反映在美术馆的地理位置上，或者说可以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反映在美术馆的远景，他们未来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上。总体来说，我觉得美术馆们还是充满潜力的。在上海，很多美术馆也是刚刚起步，有些问题也许要五十年之后再来回答。

布尔乔亚，《母亲》，1999年，钢、大理石，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龙美术馆（西岸馆），2018年

记者：现在上海有很多浸入式的“网红”展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也有很多专业人士提出了质疑，您对一些浸入式展览的现象怎么看？我们也发现你在2007年和2012年分别策划过路易斯·布尔乔亚和草间弥生的展，你是如何看待她们现在也成为“被打卡”艺术家这个现象的？

弗朗西丝·莫里斯：其实艺术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或者说有意要成为这些所谓的“网红”或者是流行的艺术家，他们其实都是非常严肃严谨的，并且非常专注于自己的创作，甚至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命有一些都是非常艰难的。像布尔乔亚，她是80岁左右才逐渐建立了她的名声，草间弥生也是一样，她的生活历程也非常艰辛，这可以说是现当代艺术中的一种现象，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是“建立信任者”（trust builder）——她们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又会吸引观众去拍照。由这些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这几个艺术家建立了观众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的窗口。有些可能很难进入艺术的语境，但是通过这些艺术家，他们能够慢慢了解他们背后的艺术史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这不是坏事情。

teamLab他们是比较单一性或者说是但维度的，不像比如说艺术家这么具有复杂性、交融性。像草间弥生，她的创作其实有很多的层次，也有大型的绘画、装置，也有小件的作品。而且在她领域里面，她其实说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而teamLab的作品很多比较具有娱乐性和互动性。他们其实就是选择了像草间弥生等艺术家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或者一个维度，把它放大或者说夸大来展示，观众能在类似像teamLab这类的作品中获得的感受或者内容是比较单一的。

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展览现场，草间弥生作品《无限镜屋（2019）》

记者：泰特也加入了“零碳城市”计划，美术馆和环境、和城市的关系又应该是怎么样的？除了普及艺术之外，美术馆还能做什么？

弗朗西丝·莫里斯：美术馆应该是一个令人信任的地方，观众之所以愿意来美术馆，也是基于对美术馆的信任。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美术馆本身很具有领导力，那他的领导力可以体现在艺术上、教育上，也可以体现在行为准则上。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些事情能够来对应，或者回应气候变化的紧急问题，我们也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从节约能源上方面，就泰特现代来说，我们用雨水来冲刷洗手间，也在停止使用塑料，还有在我们所有的策划、展览制作也都遵照相应的环保绿色的协定，甚至是我们的策展人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等。

2018年12月12日，泰特现代外展出的“Ice Watch伦敦”作品。

在与周边社群的关系上，我们也希望美术馆所在的社群地区的人能够很大程度上参与到美术馆的活动，分享我们的资源。我们也会倾听市民的声音，他们会建议美术馆可以怎么样帮更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也邀请市民们晚上来参观我们美术馆，就总体来说我们尽我们所能开放我们的大门，形成一个有效的好的交流机制。所以这个美术馆并不全都是艺术，它也很大程度上是在积极的支持市民的诉求。就比如说我们代他们向议会提出要求某些区域增设警力或者说建造一个新的学校等等。正因为美术馆有这样的领导力，所以我们能够跟这些决策者来对话。

泰特现代与社区关系的漫画

记者：英国脱欧公投后，美术馆行业是否有影响？

弗朗西丝·莫里斯：脱欧暂时还没做实，我们其实还在等结果。对于我们来说，美术馆不是那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也不那么大程度依赖于欧洲的情况。而且机构之间本来都有自己的互动交流关系，但有一点的确是挺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已经能够发现来自欧洲的观众数量在减少。对我们来说其实做文化就是要跟人交流，所以对于观众的影响来说，我们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记者：泰特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泰特现代也已经开馆20年，这20年世界和艺术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们对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

弗朗西丝·莫里斯：泰特现代可能还比较年轻，还是孩子。如果要说过去20年艺术发展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有了更多的扩展并且更具兼容性、包容性，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亚洲、非洲的艺术或者北美的，不再是欧洲艺术占主导的地位。

艺术家们也开始非常多的进行跨媒体的创作，不再是纯粹的油画，纯粹的某一个艺术媒介。而是把很多所有的视觉艺术语言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是艺术家们的创作也兼顾了商业性和工作室创作的特性。整个来说，艺术的特性变得非常的交融和复杂。

美术馆的使命是回应现在的艺术状况以及艺术家的兴趣或诉求。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社群当中和社群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是因为社群重要，当然社群的确是重要的。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艺术家们，他们在社群里面，在社群里面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作，而我们是为了表现和反映他们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未来的发展就取决于艺术的发展，或者在这个艺术环境下艺术家他们的发展情况。

位于伦敦城市空间中的泰特现代

记者：今年6月份，泰特和浦东美术馆有签约合作协议，计划中两家美术馆的合作是怎样的？据此前的消息，泰特美术馆将为上海陆家嘴集团建设浦东美术馆提供为期3年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并于2021年合作举办浦东美术馆开馆大展。

弗朗西丝·莫里斯：首先我们对合作很兴奋，浦东美术馆的团队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更多地是给他们助力，让浦东美术馆成为浦东的美术馆，而不是成为另一个泰特。

面向浦江的主立面将设有两片“大玻璃” （图片来源：让· 努维尔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