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与河流：人类社会文化的不同时态

考古学与人类学，一个关注过去，一个聚焦当下，但从研究理念、问题意识乃至田野经验来说，却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之处。就人类学的学科架构与传统而言，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乃人类学的四大分支领域，共同构建出关于人类的整体认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坚持人类学四大分支教学与科研的学系，因此，如何增进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相互交流？如何进入彼此的田野？如何穿越时空，对共同、相通的议题展开探讨，并将知识生产带入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乃此次对话之缘起。因篇幅较长，分为三篇，此为第一篇。

段颖：从学科的美国传统而言，考古学非常重要，是广义的人类学四大分支之一，虽然考古学、人类学在理论、方法层面各有特色，但我更关注两个学科的相通之处和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考古学做田野，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现象，一方面，考古学需要勘探、布探方，循序渐进，但另一方面，考古发掘时，也必然要跟人打交道，包括考古学者、学生、村民、技工、地方官员等等，同时也会涉及一系列事件，如青苗补偿、墓地归属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考古学的“田野”。

此外，两个学科如何相互借鉴、合作，虽然分别关注人类学的过去与现在，但是否能够产生共同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兴趣，以及相互助益的碰撞与交流。这是我们在平时教学、研究与田野实习中一直在思考、对话的东西。张光直先生一直强调，考古学在理论上要有意识、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前时代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问题，这其实也是现代人类学关注的话题，还有，我们是否能跨越时空，进行跨文化比较，人类学的整体观对考古学而言又有何意义？

当然，我们身处同一学系，如何推动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互动，是否能够双管齐下，同时开展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田野，比如，考古学家进入人类学的田野，看人类学家如何认识物质文化，人类学家进入考古学的发掘现场，看考古学家如何与古物相处，与当地村民互动。如今，两个学科都面临走向公共领域的机遇与挑战，至少在文化遗产议题上，将会有很多相互交织、影响之处。这也是邀请各位小聚，共同探讨的初衷。

金志伟：考古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研究古代的人类社会，但这不是哪一个学科或哪一个方向可以穷尽的。我们受到欧美体系的影响，把学科划分得特别细，这并不利于我们的整体把握，考古学、人类学甚至社会学，研究视角不一样，甚至相互关系有时也处于平行状态，但各有所长，需要相互借鉴、参照。我的理解，考古学包含古代人类社会所有的研究，只是我们获取资料的手段是通过实物。无论是遗址、聚落，还是墓葬，都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问题。重要的是，你要做什么？我们讨论古代、讨论人类过去的时候，要解答什么问题。

中国考古学有浓厚的历史学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本身就有浓厚的治史传统，中国文人习惯治史，考古学进入中国的契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按照北京大学孙庆伟的说法，考古的目的是重建古史，关注起源问题，然后便是文化的传承、延续与断裂，但大的框架建立起来后，剩下无非就是查漏补缺。文献解决不了的问题，便寻求考古，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大多以文献研究为主，以文献为线索，寻找考古材料与文献互证。这也使得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出不了“象牙塔”，很难走向公众，现在依旧有人将“考古”等同于盗墓。

但依据文献展开的研究有其局限，文献是中国古代文人记载的文书，主要关注精英文化与上层建筑，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很少。比如，唐高宗时期，长安人口差不多一百万，一百多个里坊，根据文献可以画出主干道以及十二个城门，可是，那么多里坊，里坊的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是什么样，水源在哪里，柴火从哪来，这是古今中外城市生活都要面对的问题。再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讨论城乡的二元结构，那古代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又是如何，为什么古代人要“告老还乡”，会不会有教育、医疗、卫生之类的问题？似乎大家不大关心。

所以，我认为考古学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资料，提出问题，把将之纳入到更大的学科体系当中去，同时为今天一切的研究提供研究资料，要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不同理念，培养问题意识，然后回到田野当中获取解答这些问题的资料。考古学的基础在于田野，我们发掘与过去相关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转化成他人可以研究的基础资料，同时要学会运用各种理论对考古资料加以解读，并上升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社会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体系，更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

段颖：这就有意思了，一方面，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色与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我们都关注人类的社会与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相似的问题，不过是出现在不同的时期而已。而且，学科分类标准不同，也会使彼此的互动，既可能是同一学科之内的议题，也可能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所以，我所关心的就是，如何求同存异，共同推进彼此之间交流与合作？

金志伟：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生活世界，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有一次去看牙，和医生聊天，他说他对古代人的牙病很感兴趣。我就说我们有很多此类材料啊。在北方，我自己挖到过很多人骨，差不多超过一百具，别的地方保存不好，但牙肯定都在，所以牙病的资料我们有，但我们未必能给出最恰当的解答。这就是学科壁垒，学科之间隔阂太深，相互之间都不了解。

此外，就是我们如何建立问题意识，做有趣的研究。人类学调查衣食住行、生计方式，这些问题古代也有。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觉得考古离你们很远，几百几千年前的东西，抓不着头绪，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你就想你自己就行。你喜欢化妆，那古代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化妆；你喜欢吃，那中国古代喜欢美食的人非常之多，从古到今食物如何变化，调料怎么来到中国，考古圈还搞了个“舌尖上的考古”，专门研究古代的饮食、调料。

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完成时，人类学研究的是现在进行时，再过五百年我们都是“过去完成时”。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研究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的可以研究古代，人类学也可以研究古代，在于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学和考古学一样，只是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资料有所差别，导致我们采用不同的获取手段，让我们看上去好像隔得很远。但最终我们面对的都是人类的社会与文化，这是我们共同的研究问题。

比如繁文关于长安和罗马的比较研究，可以有多重面向，包括政治制度、城市规划建造、市民状态、社会关系，可以引入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的视角，不同的学科合在一起，我们先提出问题，哪些问题有意思，怎么做，然后分头行动。我们可以做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比较，也可以同区域不同时期的比较。人类学研究当下，考古学研究古代，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处理类似的问题采用策略有什么差别，而这种差别的背后是什么，都可以讨论、交流，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张文义：没有对话空间，很大原因是我们彼此不参加对方的活动。我在UIUC读书的时候，考古答辩时人类学的同学会去，反之也一样。考古学生问人类学的问题是，你们凭什么相信报道人说的是真心话？场合不同，目的不同，得到的信息都不同，这些怎么可以作为证据资料使用？他们敦促我们观察人们使用的东西，看村落的空间布局，看物质的使用。它们就在那里，不是想出来的。我们给考古的问题就是：你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但在理解“物”的时候却都在运用人类学关于经济、政治、信仰的理论，你们有我们没有的材料，为什么只会用我们的理论？你们对人类学理论有什么贡献？有一次，一位考古学老师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说，我们终于通过考古材料提出你们提不出来的问题。他们用DNA手段考察古代人的食谱，然后对人群关系做出新的判断。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新理解。

人类学这些年越来越关注物质，关心人与物的关系。研究一个村落，把村子的布局画下来。如果停留在把村子画下来，那个图其实没什么用。把十年、二十年前的样子也画出来，就可以看见社会变迁。每次村庄格局的变化都是各种力量在起作用，政治、人际关系、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但人类学家画村子很快就画完了，很多细节从来不会注意到，比如村寨迁徙历史在物质与景观上如何呈现。考古肯定有很多办法把寨子的各种布局勾勒出来。精细的图像背后，藏着社会历史。人类学家擅长访谈、交流，在“看”这一方面缺乏训练。在田野现场，没有专业的技术与目光，就很难发现村寨、家屋布局中的各种考虑。人类学今天的物质转向很热衷讨论“后人类”，把人和物置于同样的地位，对物质本身、空间布局、物质使用的过程、物质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并不怎么关心。我觉得有点扯淡，很多时候往往不知怎的就跑到哲学命题上去了。需要回归物质本身，跟考古学家学一下如何看物，具体关注什么，有哪些技术把物质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从这个地方开始，循序渐进，金老师说的“共同问题”就会出来了。

金志伟：说起绘图，我在想，人类学到村落做田野，总会画一张社区地图，涉及到村落的方方面面，可是怎么画，又怎么用，意义何在？

段颖：人类学对田野地图有自己的定义，一般而言，我们会有两种地图，一种叫“cultural map”，一种叫“social map”。“cultural map”实际上是指当地人心中的村落图景，村民画图时会有所侧重，他不一定按照比例尺来画，他可能会把对他来说重要的东西（比如宗祠、寺庙、寨心、市场、集镇之类）画在中心，或者说画得很仔细。我们在边境地区调查，很多村民画图时不会画边境线，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说不重要，他们可能天天都在穿越边境线，但对我们这些学者来说边境线很重要，因为它象征着国家主权。这一类文化的信息其实是可以用图像表达的，而且未必是Google earth之类标准地图可以显现的。另外一个地图是“social map”，“social map”指村落当中的社会关系，比如一个村寨里面的几十户人家，哪家跟哪家是亲戚，哪家跟哪家是姻亲，可以用地图的方式表达出来，绘制这样的地图对于我们理解社区的整体性以及人与社区的关系非常有用。

关于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我认为很重要，其实很多研究，做到最后，都会呈现为一种综合研究，学科边界可能放在第一步，也很重要，方法与方法之间还是有所差别，无法取代。但跨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丰富对观察现象的理解，拓展研究的面向。我很早以前参与过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研究主题是泰国北部山区华人农业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变迁，团队成员有土壤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土壤学家通过不同地段土壤样本的分析，分析人群定居之后栽种不同作物之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地理学家从NASA找到这个地区四十年的航拍图，从景观变迁角度解释人类开垦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则从口述史、生计方式、家庭观念、族群互动等方面探讨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最终构建出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图景，这便是跨学科的成果。

我谈这个案例的意思，就在于我们需要不断拓展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具体到考古和科技发展，现在的大数据、计算机建模将对考古学和人类学都会有很大帮助。比如，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会看仅存的城墙遗址，或者某类遗存，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大数据基础支持，我们可以模拟、重建古代城市，可以根据历史文献、地图，结合演算、推测城墙修建的尺度、比率，“复原”当时城市的面貌，也可以呈现不同时期城市文化的叠加，由此去讨论传承、断裂与延续等议题。

此外，在文化遗产研究中，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我们知道，文化遗产是非常现代的产物，文化遗产的判定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基础上，如果没有过去、现在与未来，就谈不上遗产，遗产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可逆性，毁了就是毁了，过去不会重来。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时间观。缅甸蒲甘直到今年才评上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原因即在于佛塔修复和保护一直有问题。缅甸为佛教国家，当地人的时间观与信仰相关，为循环状态，所以一座佛塔的建立，经受自然风蚀，到最后倒塌，乃业力积累的过程，跟周围生活的人的福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塌了就塌了，人们会在那个地方重新再建一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业报，没有必要保留原貌，修旧留旧，塔内壁画上面的颜色掉了，就直接拿油漆涂一下。这时你就发现，考古的理念、文化遗产的理念、当地人的地方观念，以及目睹这一现象的人类学家，共处同一时空，如何理解，互为参照？而考古的文化现象和当下我们看到的社会文化现象很有可能穿越时空，相互交织，那我们怎样去解释交织节点上的现象？两个学科之间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

周繁文：我本科就在中山大学读考古学，也上过人类学的课，但后来更多受考古学训练。对我来说，我对人类学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学田野经常会遇到的实际问题——跟当地村民们之间的关系，跟当地文管部门的关系，还有同行之间如高校与考古所的关系，关系千万重，也会有不少复杂纠葛。所以在田野里，我经常会想，如果人类学家或是人类学的学生来到观察我们这样一群人，来看我们进入当地进行考古田野工作时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网络，老师和同学之间，或者跟技工之间，跟当地村民之间、跟当地的文管部门之间的各种交织关系又是怎样，如果是很重要的遗址，后续还会迎来保护的问题、申遗以及旅游开发的问题……以前我跟段颖老师和文义老师都聊过能不能共同进行田野的问题，就是我们做考古学的田野，你们来做我们的人类学田野。考古学里面有“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是英国考古学家伊恩·哈德主张的理论，他在土耳其做的田野时，最后出来的不仅有考古学报告，还有后续的相当于人类学调查的报告。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

第二点就是我经常在研究一些问题时，会感觉到一个“天花板”，就是无论是考古学的传统方法也好，还是借鉴于史学的方法也好，都不能很好地处理我拿到的资料，或者得不出我想要的结果。前不久我去参加世界考古论坛，印象很深的就是欧美学者汇报时，尤其是美国学者，借鉴了很多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做出来非常精彩的研究。我也很想从人类学中去学习如何处理这些资料，比如刚才文义老师讲到的空间问题，聚落空间，我本身就在做城市研究，我拿到一个城市的资料以后，我会看到它的变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整个城市格局在变，我会想去讨论这个空间为什么变，但考古学和历史学经常关注的无外乎政治、经济，但具体到非常细的比如说社交网络，人群对空间变化的影响，物质空间虽然还在，但功能如何转变，这些都是我很想要去解释，但有时因为自己学科的界限，想不到去关注哪些问题，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启示。

还有我前几年发现江南的葬礼，其中有很有趣的现象，他们的很多礼仪，就礼仪的主干部分而言，跟我在战国秦汉文献里面读到的极为相似，只是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变化了。我有关注到他们葬礼中用的纸钱，有纸元宝，纸制半两钱，还有现代仿人民币、美元的冥币，以及专门印制的冥府通币，这么多的东西，如果从考古学来看，是一个长时段的呈现，从古到今都在里面。这个物质文化的变迁动因是什么，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从考古学的学科背景来说，我很难去解释，因为考古学面对的都是碎片化、断片化的物，我们看到的是河床，而人类学看到的是流动的河，人类学平时关注的东西能给我们提示。考古学面对器物时，我们关注口沿、器壁、器底怎么变，从中来发现时代或人群的变迁，但我现在更想去关注它为什么变，器物背后是怎样的人，还有人与社会、文化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也在想我们未来如何真真切切地去合作，做出一些东西。我觉得一是田野方面，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们一块儿下田野，不论是我们去帮你们做一个村落的布局与物质呈现也好，还是你们来帮我们做考古田野里的人类学访谈也好。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定期聚一下，报告一下自己最近的研究，然后互相从其他学科的思路上给与一些启示、建议，以期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