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空漫游”到“米开朗琪罗密码”：我们如何感受艺术

一切开始于我参加完在亚洲举办的一次世界神经学大会返回巴黎的途中，当时飞机正以1000千米的时速飞行在万米高空。飞机上可以通过个人娱乐屏观看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

在影片中，我们借助那块曾在人类起源时向我们的祖先传授过知识的著名的黑色方碑，出发去征服各个星球：被吸入无限时空后，我们穿越了密布着星云和星系的万花筒般的宇宙，结尾时，我们独自待在一个奢华、对称的房间里，与一套路易十五时期的家具、大理石地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做伴。我们老了，行动不便，吸入流质食物时打破了一个水晶玻璃杯，在这最后一刻，那块方碑再次来探望我们。我们向它伸出胳膊，就像西斯廷礼拜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壁画中亚当面对他的创造者那样。于是我们以胚胎的形式重生了，再次被推进太空，在理查德·施特劳斯受到尼采及其永恒轮回说的启发而创作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铜管乐序曲声中回归了地球。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人们预言学习音乐的孩子在考试中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知不知道尼采自认为是赫拉克利特转世？”坐在我右边的同事兼好友伯诺瓦·卡尔曼问我。他的白胡子和日渐稀疏的头发使他看上去像列奥纳多·达·芬奇或一位希腊哲学家（但戴着他那顶黑色大帽子时除外，那时他更像一位犹太教士）。在梵蒂冈宫殿内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中，柏拉图气宇轩昂地立于中央，食指指向苍穹。

《美学的共鸣》，[法]皮埃尔·勒马尔奇著，祝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1月版。（本文出自该书的序言部分《在艺术中获得新生：从“太空漫游”到“米开朗琪罗密码”》）

他的相貌与列奥纳多·达·芬奇有几分相似（由此可以推知，与卡尔曼也有几分相似），他的脚下，坐着以米开朗琪罗为原型创作的悲伤而忧郁的赫拉克利特，对于这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我们所了解的只有他的只言片语，这部影片的结尾就引用了其中的一句——“整圆的起点和终点重合”，尽管他最著名的格言是“一切都在流动”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还说过“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而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火是一切事物的起源，正如它之于涅槃的凤凰。

我和伯诺瓦一起回顾了我们出席的这次以社会脑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意大利帕尔马的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前者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它能够模仿世界并使我们能够学习和产生共情；而后者对神经美学感兴趣。当我们听音乐时，我们的大脑将音乐收入耳朵旁边的颞叶中，颞叶负责对声音进行初步解码，然后将其分派至各个专门区域：旋律和音色——大脑右半球、节奏——分布区域较广、音符间的差异——大脑左半球。额叶作用于短期记忆，从音乐中感受到的愉悦部分来自对我们刚刚听到的乐曲的记忆和对即将听到的乐曲的预期。额叶还承担各种执行功能——规划行动，同时控制情感，它的机能也因此加强，因此，人们预言学习音乐的孩子在考试中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特性可以在多动症患者身上进行实验。”伯诺瓦明智地评论道。

作曲家的艺术主要在于使我们确信，同时又使我们惊讶于一张一弛、重复与差异的微妙游戏，它俘获了我们，对我们施了魔法，就像母亲的摇篮曲。但是，在到达愉悦和奖赏系统之前，贾科莫·里佐拉蒂的团队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帕尔马意外发现的镜像神经元会先产生共鸣，即使我们表面上一动不动，我们的大脑在音乐的控制下却仍在工作，仿佛它自己在唱歌跳舞。经由脑岛（大脑向内折叠的部分）的传递，我们到达了情感的深层区域，与这一段乐曲及其作曲者产生了共情。哪位演奏家在其艺术巅峰时未曾有过被音乐甚至作曲家本人附体或占据的感觉？仿佛一种令人不安又奇妙的化身。当聆听甜美温柔的嗓音低声吟唱一首打破孤独的悲伤乐曲时，谁又不曾感受到慰藉呢？它仿佛能理解我们，使我们平静，像一位朋友那样分享我们的痛苦，用它的美来抚慰我们。

大脑切片

莫扎特的音乐有时候只有音乐评论员听得懂，而古尔德谈论的则是音乐的“可混合性”。视觉艺术也是如此，它们在刺激了分管视觉的大脑后部区域之后被识别出来，就像我们面对一个人时那样（用于面孔识别的梭状回的作用），之后被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吸收，镜像神经元模仿那些被隐约看见的姿势，并赋予它们一种意义。如果是抽象艺术，我们的大脑所复制的则是使作品诞生的动作——因此，观察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的一幅作品的人会领悟到艺术家用刀子划破画布的动作。

读小说远不是一种孤独的乐趣，它可以改善社会关系

近年来，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文学品读过程中。在视觉专用区和语言识别区的一个连接区域（左侧枕颞沟）中，我们的大脑把文字看作与它讲话的影像。这一连接区域主要与记忆回路和语言回路相连，还与其他用于理解故事的区域相连，在读到一部小说时，这些区域（缘上回、左侧角回和右后颞上回）会立即得到加强，好像我们的大脑已提前适应了正在进行的活动。

这一区域还会与读到的语句所激发的感觉建立联系——例如，如果读到一种像“肉桂”或“茉莉”的香味，嗅觉皮层就会活跃起来；暗示一种织物概念的隐喻，如“丝绒般的质感”，会刺激用于触觉的感觉皮层；如果读到一个运动概念，运动皮层就会兴奋。经常是在阅读一本小说几天后，这些激活感觉运动区域的回路持续加强，即使合上书，它们也会继续运转。这些区域的双向激活使读者与小说人物产生情感共鸣：这些人物从此以文学的形象住进了我们那被突然攻占的大脑，使之分享他们的感觉与行动。福楼拜曾经承认：“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与现实生活相反，读者毫不设防，完全敞开心扉专注于作品，而作品将使他着迷并化身为他，这个真正的情感刺激者有时会引领他进入他从不敢冒险探索的未知领域。读小说远不是一种孤独的乐趣，它可以改善社会关系，同时让人学会更好地理解他人，尝试通过共情回路的发展来接受他人的观点。大脑中用于理解故事的区域和用于与他人互动的区域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重叠部分，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感觉时，这就是所谓的心智理论。书中人物的欲望和沮丧、他们隐藏的动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启迪着我们，打开了我们的心灵之门，使我们能够隐约看到比我们更伟大的某些东西，同时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读者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推而广之，观众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可能因此彻底改变。没有维吉尔就不会有但丁，没有巴赫就不会有肖邦或舒曼，没有伦勃朗或葛饰北斋就不会有凡·高。

文森特·凡·高(1853年3月30日-1890年7月29日)

里佐拉蒂显然与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及其“知觉现象学”有关联，这在他承认自己在科学发现之前曾对此很感兴趣后更加确定：因此他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伯诺瓦热衷于神经现象学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革新观点，这位2001年去世的智利神经生物学家认为精神可以“具体化”，特别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我们曾见过，借助与艺术作品之间建立起的联系，也可以实现这种具体化。伯诺瓦给我讲述了他如何受到神经科学的最新数据、神经科学与家庭关系研究之间的可能联系以及土伦大学的鲍赫斯·西吕尼克（Boris Cyrulnik）和米歇尔·德拉热（Michel Delage）捍卫的依附理论的启发，重新对这一方法产生了兴趣。我们从中了解到，通过自己的感官，我们只能肤浅地了解一些生命“现象”，而只有共情、内心感受，才能引起共鸣，并回溯至事物的本质。

路德维希·宾斯万格——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在病理学中应用了这一观点，在20世纪发明了“存在分析”，以便更好地深入病人的精神世界，试图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宾斯万格曾治疗过阿比·瓦尔堡，瓦尔堡用一个类似的方法与艺术作品产生了共鸣。他们互相影响，甚至互相治疗。

对立统一的必要性一直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捍卫这一观点的人：联系是全部又不是全部，一致又不一致，和谐又不和谐，“一生万物，万物归一”。阿比·瓦尔堡在对阿尔布雷特·丢勒的铜版画《忧郁》（Melencolia）的研究中提醒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猜想我们的情绪依赖于星宿的影响，忧郁归咎于土星的影响，而土星又被木星克制，这是一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力量，在版画中表现为一个数字魔方的形式。

本文摘选自知性书系列《美学的共鸣》，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