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寄生虫》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大奖后，韩国就陷入了举国欢庆的热潮。包括CGV、乐天在内的韩国多家连锁院线，都在本周开始重新放映这部影片——该片去年5月30日开始在韩国全境上映，入场观众人次累积有约1000万。结果，重映后依旧成绩喜人，当日入场人次一般都能在票房榜上排进前五位。尽管这部电影的DVD早已在韩国发行，尽管新冠肺炎的阴影也没有散去，但大量民众还是兴高采烈地戴着口罩走入影院，以在大银幕下观看的方式，来庆祝《寄生虫》改写韩国电影史的历史性时刻。
2月26日，黑白版的《寄生虫》也将在韩国部分影院开始放映，预计届时肯定还会有不少拥趸入场二刷、三刷甚至四刷。同时，该片在北美的累计票房，目前也已达到3670万美元，在外语片中仅次于《卧虎藏龙》、《美丽人生》和《英雄》。而在英国，该片迟至2月7日才开始公映，但却正好赶上其人气顶峰，因此拿到了140万英镑的开画成绩，已创下该国外语片的开画纪录。此外，《寄生虫》在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多地都先后创下了外语片或韩语片的票房历史纪录。
影片中的紫霞门隧道
本周，首尔市旅游局也在其官网推出了一条《寄生虫》影迷打卡路线，目前共包括四个地点，预计将在下月推出导览服务。“该片几个拍摄外景地，早已成为来自韩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影迷朝圣的目的地。”首尔旅游局发言人表示，“紧跟着韩国流行音乐和韩剧这两股韩流之后，《寄生虫》表明韩国电影也已掀起一股新的潮流，我们希望这也能进一步推动韩国的旅游产业。”同时，位于京畿道中西部的高阳市也宣布，《寄生虫》中发大水的那一场戏其实是在当地拍摄完成的。下一步，他们希望将这片区域保护起来，开发成旅游景点。
在更高的层面，《寄生虫》的奥斯卡大捷，也在韩国政坛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奥斯卡结果揭晓当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奉俊昊导演及所有剧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以最韩国的故事打动了全球观众，向世界证明了韩国电影的力量。另一边，作为在野党的韩国保守政党自由韩国党同样动作频频，其发言人公开表示：“《寄生虫》书写了崭新的历史，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韩国电影和文化的力量，做出了巨大成绩。”对于熟悉奉俊昊导演其人以及韩国政客与电影人错综复杂关系的人，或许会对自由韩国党的这番公开褒奖，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过去，在自由韩国党两任党内代表李明博与朴槿惠当政韩国时期，各种明里暗里打压韩国电影界进步力量的做法——包括不授予此类影片政府补助金，或是要求电视台尽可能少播放此类作品——便屡见不鲜。不仅奉俊昊导演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寄生虫》的投资商CJ娱乐公司的掌门人李美敬（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后站出来以英文致辞的那位女士），当年也曾被朴槿惠及其手下逼得远赴海外，理由是他们拍摄的作品意识太过左倾。以往，奉俊昊的《杀人回忆》与《汉江怪物》虽然赢得媒体与韩国观众的一致认可，却每每遭到韩国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批评，理由是其故意表现“政府的无能”，散播“反美”和“左倾”的讯息。
1969年9月14日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的奉俊昊，他内心的“左倾”种子，似乎早在他那位素未谋面的外公身上，就已早早埋下。奉俊昊的外公朴泰远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朝鲜知名的小说家、翻译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逆流而上，由首尔投奔平壤，并于1986年在朝鲜去世。在奉俊昊小时候，外公写过的小说在韩国早已成为禁书，但外公热爱文艺、不随大流的基因，却流淌在了奉俊昊的血液之中。据他的亲戚向媒体透露，奉俊昊从小便很关注韩国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常爱把家贫的小学同窗请到家里来吃饭。小学三年级时，他随家人由大邱迁居首尔。中学时代，奉俊昊爱上电影，立志将来要当导演。不过，在家长的要求下，他还是考入了首尔延世大学社会学系。在校期间，他与人合创电影俱乐部，定期组织电影放映，还自己尝试着拍摄学生作品。靠着在校园咖啡厅里卖甜甜圈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他买下了人生第一台摄像机。“有时候，我会抱着那台日立摄像机进入梦乡。”他曾回忆说。
母校延世大学内挂出了巨幅海报
奉俊昊是1988年进大学的，此时正值韩国社会的巨变期，校园内各种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身在其中的奉俊昊，虽不能算是积极分子，但多多少少也有参与，还替校园报纸画过不少歌颂学生抗议运动的漫画，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愈发左倾。2000年，奉俊昊的电影长片处女作《绑架门口狗》正式上映，但最终只售出约十万张电影票，票房相当糟糕。仅仅三年之后，他便靠《杀人回忆》彻底翻身，一举成为韩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纵观奉俊昊的全部作品，全都在类型片的表象下，埋伏着各种严肃的社会批评，也因此一直遭到韩国保守派势力的抵制，被视为“意识左倾”的“政治宣传电影”。
这一次的《寄生虫》，其实即便在创纪录地拿下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之后，也并未赢得这些保守派政客的欢迎。有人干脆将其贬低为“搞笑电影”，公开表示“《寄生虫》不值一看”。不过，此类舆论在该片勇夺奥斯卡奖之后，瞬间彻底消失。如今，来自奉俊昊家乡大邱市的多位保守派政客甚至已经提议，要将市内一条街道更名为奉俊昊大街，为他塑立雕像，建造奉俊昊电影博物馆，以表彰这位大邱之子的丰功伟绩。
当然，也并非所有韩国人都陷入在了这一场“《寄生虫》狂热”中。韩国老牌英文报纸《韩国时报》的资深主笔吴永进日前便撰文质疑：“《寄生虫》的成功是不是让韩国反应过火了？”
他在文中表示：“奥斯卡只是代表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好莱坞办的一个美国电影节，在那里获得承认，这当然可喜可贺，但我们现在却表现的，像是赢得奥斯卡，就代表韩国已经是全球最佳，已经就此改变国运了一样。我觉得这背后潜藏着的，还是一种缺乏安全感，我们总是需要来自他人的肯定。或许，这就是要仰仗出口来维持生计的小国家的一个特点——我们做的东西质量够好，能让别的国家的消费者放心来购买。”
在吴永进看来，奉俊昊经过《雪国列车》和《玉子》这两部电影之后，早已成为当前最国际化的韩国导演，而《寄生虫》的成功，正在于它故事和主题上的全球性，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吸引力，很难说还剩下多少鲜明的韩国特色。“为《寄生虫》喝彩当然没错，但是，将它占为我们独有，将它视作一种民族自尊的新策源，那就不太理智了。最理想的应对方式，还是就把《寄生虫》视作我们献给全世界的一份礼物吧，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能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自信。”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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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_NY9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