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城
在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后,很长一段时间,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敢正视由于磕碰而流鼻血的孩子,因为那会让她想起流血的往事,那些因战争而永久留下创伤的人们。为此,她曾说自己以后不再书写战争。
但她食言了。哪怕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防痛储备力”的日益匮乏。写作,是一个作家直面自己情绪的本能选择。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苦痛折磨她的神经、战争的压抑令她不适,但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令她难以回避苦痛和压抑。
于是有了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
显然,这一次她又不得不直面记忆中的“悲剧”,个人的,群体的,时代的,有关一场战争,有关一次失败。官方记录依然将失败看成过程中的小风小浪,无论战事如何,他们高明的书写者总能将结果化为胜利,毕竟“胜利是唯一的,伟大的体制不会有失败”。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清楚,这种虚伪的做法,其实际不过是对悲剧的二次亵渎,文学没有理由夸张悲剧,也不应该以崇高之名玩弄悲剧,悲剧就是痛苦,书写悲剧首先应严肃对待悲剧。
《锌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记录者而非创造者,她记录阿富汗战争中前苏联一方的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或是讲话,或是信件,或是个人的倾诉,而很少掺杂她个人的论述。
《锌皮娃娃兵》
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怀疑的目光走进战场,她的笔触也流露无法抹去的怀疑情绪。这一点,从小标题就可见一斑:
《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为什么逼我回忆》《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那样》《我在那边杀过人吗》《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难道我能说“我怀疑”》《什么是真理》《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或者,与其说这是作者一人之怀疑,不如说,这是她整理所见所闻,在刻画一个群体的怀疑、一个时代充斥于人心的怀疑情绪。这种情绪在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人们心中挥之不去,但他们又难以痛陈直言。而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她愿意为沉默者发声,纪实文学是她最好的载体。
前言中,她就引用了萧伯纳的名句——历史会说谎。细化来说,是价值灌输会说谎、前苏联官方记录会说谎。于前者,是维护前苏联官方价值判定者对参战的鼓动,将其冠之以崇高的帽子,以至于混淆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反侵略战争之分。对公众一遍遍开着喇叭:“为信仰而战、为了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任务,士兵在战争中自我升华……”于后者,是报纸上“高奏凯歌”的文字,是多么强调发动战争者修复和新建了多少学校、医院、马路、住宅,对当地百姓给予何等关怀,以至于将血肉模糊的郊野枯骨图偷天换日成箪食壶浆的盛况。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在做的,是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一件直接明了的事——战争的实质是毁灭。毁灭物质财富,毁灭精神堤坝,毁灭崇高的价值判断,毁灭扭捏作态的意识形态话语,血淋淋地将人们滋长的绝望、矛盾甚至于行尸走肉般的情绪像一条条肠子般撕扯出来,然后面不改色地将肠子放在战场上供装甲车碾压。
例如,士兵们选择开枪的心境。宣传会不吝笔墨渲染它们在那一瞬的心理话语,信仰打败苟且、正义感斥退恐惧……英雄存于世,但到底是很少很少的,焉论那些被“逼”上战场的“小人物”,有时候他们才是大多数,未必崇高,但足够平凡,而历史的主体恰是平凡的大多数构成。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类人在战场上的心境却被刻意隐去,或者拔高扭曲入英雄情怀的语境。
“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
类似的话语,在书中处处可寻,几乎是大多数回忆者共同“体验”,尽管并不崇高但却真实的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心灵创伤,是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瞬间治愈的,他可能会伴随亲历者一生。
“战争留给人的‘精神遗症’远比战争本身可怕。”
别尔嘉耶夫说:“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当置身于狂热的群体当中,被集体话语所笼罩的个体,很多时候往往无法仅仅是“自己的我”,困于人潮而被迫跟随人潮。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认为是自我选择的,恰是群体话语长时间内对他的潜移默化。“个体习惯了充当群体的工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锌皮娃娃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平视的视角,她执着于为“被靠边站”的群体书写,基于个体而非群体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怀疑。故而她的作品并不让人感觉盛气凌人、高不可攀,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如邻人般的亲切善意。
她以及她的许多勇敢的“前辈”,他们未必知晓答案,他们不提供真理。但他们能够怀疑外部世界、怀疑自身,对待悲剧,他们虔诚地像一个教会里的信徒,以至于他们万不敢动以轻浮的念头,也不愿意仅仅将悲剧一厢情愿地归咎于一两个所谓代表。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说:“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她的勇气,绝不只是奋笔疾书所能囊括,为完成《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一书,她花了三年时间采访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救援人员的妻子、现场摄影师、教师、医生、农夫、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科学家…………一如很多伟大的事业,总需要当事人处于不间断的精神高压之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每一次书写,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
如今,切尔诺贝利事件已不需赘述,近40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关于此事为何发生、危害为何如此深重,学术界已有大量分析。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中,口述者们为我们展现了现场的真相。
当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他发现切尔诺贝利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学者胡泳在阅读此书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切尔诺贝利,一些工作人员在工厂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被下令离开。一个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的负责人说:‘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抵抗谎言,学会记住,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留给读者的启示。当灾难发生时,这位女作家以身作则,告诉她的同行们应对灾难的方式:当灾难来临,身为作家,不要躲进岁月静好,远离生活艰巨、复杂乃至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作家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身份,他是常人,是农民,是工人,是正在承担生活重量的一员。因此,作家介入现实,关心公共议题,是关心别人,亦是关心自己,因为作家无法置身事外,那些突然降临他人的悲剧,作家也会承受,区别只是概率和时间顺序。如果作家不把人们当回事,人们也不会把作家当回事,作家要躲进岁月静好,在小楼里做自己的画,人们就会遗忘作家,由他做自己的艺术。可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并不在于它纤尘不染、远离现实,而是作家亲自参与剧烈的生活后,从中提炼出永恒的特质。
因此,去参与,去记录,去成为抵抗谎言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或许,生为凡人,的确虚弱、无力,如蝼蚁一样渺小,但是也请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降生,我们活着,我们掌握言说与行动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高贵,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因此要捍卫这份尊严,履行个人的责任。加缪在《鼠疫》里写道:“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这句话的后面是:“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曾经有人问及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什么她总是写悲剧?她回答道:“为什么总是写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前苏联遗民无处不在。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曾拥有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