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成、林徽因之前，他是改造北京城第一人

1930年，朱启钤创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代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的中国古建筑研究会是怎样的开始？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的完成，又会在什么时候？

众所周知，关于中国古代建筑中所保留的文字资料，大部分都来自于一本叫《营造法式》的书。这本书为宋朝的李诫所著——他是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曾主持修建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大规模建筑——全书共计34卷。

《营造法式》中记录了大量建筑样式制度以及各种材质的雕刻拼接方法。比如介绍了建立城墙、营寨的方法，各种石头的结构和雕刻方法，大型木制材料的构架方法，立柱、横梁、枋、额、斗拱、椽等，小型木质材料的构架方法，包括有门、窗、隔扇、天井，还有佛龛等，瓦片的选择；介绍了瓦片种类的选择以及瓦片装饰的方法，以及房屋建筑内装饰画的制作方法，不同颜色种类画法的选择等。

而《营造法式》之所以在今天还有着如此地位，和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有着莫大的关系。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钦佩不已，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起名梁从诫。但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前，其实还有一人，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他就是我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代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者朱启钤。当时的营造学社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自任社长，兼任文献组主任，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可以说，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以下内容节选自陈新华所著的《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第八章《绝学大昌》，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陈新华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版。

作者丨陈新华

梁思成林徽因“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

1931年秋，梁思成所在的东北陷入日军的围城当中。东北之外，对于刚刚摆脱了军阀混战，和共产党的内战还只局限于内陆一隅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是一段难得的安稳时光。乱象里的间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一边是此起彼伏的枪炮和硝烟，一边是正在展开的建设蓝图。

中国的建筑业由此获得大发展的空间，建筑师也成为镀着金的闪闪发光、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林徽因、梁思成的同学这时纷纷转战建筑事务所。中国南北两个著名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和华盖皆由留美生创办。林徽因、梁思成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学陈植、童寯、赵深在上海创办了华盖建筑事务所，杨廷宝、朱彬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关颂声在天津成立了基泰工程司。他们的建筑作品遍及天津、北京、上海、沈阳、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一时间炙手可热，声名远播。

同是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却做了另外一个选择，“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

（林徽因语），加入一个鲜为人知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从头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这是中国学者此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他们之所以一意要研究中国建筑史，起因是1925年梁启超寄往美国的重版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梁思成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苦恼过后，他暗下了决心：我想既然在北宋（960—1127年）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著，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著的决心。

雕木作制度图样 《营造法式》卷三十二。

同样为这本书兴奋、着迷、苦恼、困惑，遍历各种情绪的，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除了众所周知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的身份，朱启钤本身还是《营造法式》的发现者、再版人。

1931年，《营造法式》像一根命运的红线，连起了两头原本或许不会有交集的人。

朱启钤，谱名启纶，字桂莘，晚年别署蠖公，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72年11月12日）生于信阳州（今河南信阳）。朱氏一族，为南宋朱熹后裔，是不折不扣的名门之后。他的曾祖朱世熙历任永定、衡阳、桂阳等县知县，后主讲贵阳正本书院。外祖傅寿彤为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晚年辞官，定居长沙，筑止园自娱，与郭昆焘、郭嵩焘、王闿运觞咏往还。

此外，朱启钤的两位姨丈黄国瑾、瞿鸿禨以及岳丈陈远济也都是出身名门，官势煊赫。朱启钤幼时寄养在外祖父傅寿彤家，亲见外祖父以寸刻寸金的缂丝、宋锦裱帙书画，“爱其雅丽工致”，母亲擅女红，常把一些宋锦的断片缀辑成香囊荷包，或碎裁花样，做针黹谱录，“斗锦之智，穿纱之巧，手泽所存，历历至今，如在心目”。

他成年以后对传统技艺和艺术的感情，就牵连在家族的这些旧梦当中。

朱启钤是使北京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

光绪十七年（1891年），朱启钤的姨丈瞿鸿禨出任四川学政，命朱启钤随侍历练。19岁的朱启钤从此开始了宦途生涯。他最初做的是负责工程的小官，因为瞿鸿禨以为科举不易，不如从实事入手。朱启钤自己少年时“得外舅陈松生（名远济）先生随使英法时之遗书，粗闻以制造致富强之说”，志愿也是实业救国，由此和工程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朱启钤本人机敏好学，又有远超寻常人的干练俊迈，踏实勤奋。所以民国知名记者曹聚仁说他能当官，也会当官。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人称“桂老”。他是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卓越组织者及开路先驱，是古物陈列所的发起人之一。

1922年8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初见朱启钤，在日记里也说：“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勤于所事务的又是实学的朱启钤碰上了经世致用的时代，一路如鱼得水，硬是从地方的工程小吏稳打稳扎，做到了京城要员，且这要员是经历了晚清、洪宪、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5个历史时期的。

单在北洋政府，朱启钤就先后做了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以及一任代理国务总理。宦海沉浮，难免毁誉交织。1915年，43岁的朱启钤作为袁世凯的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助其筹备登基大典，此事成为他人生中饱受诟病的污点。坊间至今流传着一张朱启钤在袁世凯祭天大典上的照片，冠冕堂皇，俨然一个朝中重臣。他本人后来因此被通缉，遭万人唾骂。

徐世章（右一）、徐世昌（右五）、朱启钤（右四）等。

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合作前，为了这桩旧事，也曾踌躇再三，差一点失之交臂。及至后来一起共事，朱启钤不嫌繁难，心甘情愿为中国建筑史铺路作石的精神，令梁思成、林徽因心折口服，自此终其一生，夫妻二人对朱启钤都敬重有加，再无微词。

说起来，朱启钤和梁思成、林徽因之间，还真是有着解不开的缘分。很多人都知道1949年后梁思成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任委员，共同规划北京城的建设，却少有人知，在他们之前，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正是朱启钤。

中国传统社会里从来没有过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当时中国警察的职责范围要比西方警察广泛得多，人口普查、公共工程、消防、救济贫困、公众健康、公共卫生、社会治安都包括在内。1905年，督修天津劝业场返京的朱启钤就做了管这杂七杂八一揽子事的内外城巡警厅厅丞。曹聚仁说：“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 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那时，北京的晚上到处乌漆墨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装上了路灯，他们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竟也有勇气冒犯权威，判罚那福晋银圆十元。更难得的是，他们居然有办法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打通长安街，“御街”成了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当了交通部部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的分内之事。

京剧《游龙戏凤》里，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这戏词成了人们对北京旧城最直观的印象。“大圈圈”指内城，“小圈圈”是皇城，“黄圈圈”则是紫禁城。北京建城之际，出于安全考虑，紫禁城被包裹在重重城墙之内。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交通的繁忙，皇城已经成为堵在城市中央的一个巨大的障碍。然而皇室不在，皇权余威还在。改动皇城？几乎没有人敢想象。朱启钤以当年判罚肃王福晋的勇气，决定在太岁头上动动土。

他先拆了天安门到中华门之间废弃日久的千步廊，把拆下的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再把社稷坛规划建设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随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被拆除，长安街整体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了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新华门改建工程。

北京城城区改造最重大的工程，是正阳门，俗称“前门”。正阳门是明清两代京师内城的正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国门”。正阳门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门禁十分森严。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前门的箭楼、城楼和瓮城被烧毁。1902年，两宫刚刚回銮，第一件事就是修复被烧毁的前门楼子，可见这城门的意义重大。然而在当时，正阳门四周店铺林立，街道狭窄，人口稠密。清朝末年，京汉、京奉两条铁路相继修到了正阳门外，冷兵器时代用来防御的城门怎么能适应火车、汽车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带来的改变？北京城自然就出现了拥堵。

朱启钤上任后提出，在正阳门城墙两侧各开两个门洞，以疏导交通，并请来了德国建筑师罗克格主持正阳门改造。朱启钤要在国人精神寄托的国门动土，一时举城哗然，反对声不绝于耳，指责他是拆祖宗基业，伤害龙脉，大逆不道。但朱启钤力排众议，逆舆论而行。

1915年6月16日，朱启钤冒雨主持了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他手持大总统袁世凯颁发的特质银镐，刨下了城墙上的第一块城砖。这银镐重三斤多，上面錾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借助大总统的权威，正阳门的改造工程得以全力推动。规划中的14条通衢穿越了往日不可逾越的皇墙，为现代北京城市空间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朱启钤在正阳门箭楼主持了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

打了城门，接下来就是整理北京的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接着又在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北京城再也不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1922年，外国游客朱莉特·布雷登游览北京后感叹：沦陷前（即义和团运动前），崎岖不平、未加铺设的街道上挤满了驴子、骡车和骆驼队，而今日，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一个帝国的艰难转型，带动着城市的转型。

改造北京城，对古建筑该如何取舍？

变动中，朱启钤毫无藩篱地吸收着西方先进思想，成为推动转型的力量，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城完成了从封建都城到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这是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差不多40年后，1950年，跨入新时代的梁思成连同从英国回来的规划师陈占祥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要做的，正是和朱启钤当年一样的事—改造北京城。

只是，朱启钤的理想照进了现实，梁思成却在现实中铩羽而归。改造北京城，有一个大问题—对古建筑的取舍。时人见朱启钤大刀阔斧在城墙上打洞，拆掉千步廊，改宝月楼为新华门，把祭祖的社稷坛变公园，都以为他是“打倒孔家店”一样的大破大立，却不知道他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但保留了正面箭楼，还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不知道他主张和主持北京旧城改造，但先提出“修旧如旧”，先颁布“胜迹保护条例”。直到今天，“修旧如旧”仍是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

朱启钤的改造，始终建立在对过往、对传统深厚的情感上。供职京师巡警厅的时候，他天天骑马外出，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周览而谨识之”，走马观花中，对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这感情里，也伴着深深的担忧。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说：“建筑之学术，中国与日本，自古皆不甚尊重。”

中国的旧传统一直是“道器分涂”“重士轻工”，极少有士大夫愿意从事被称为“匠学”的建筑学，而“匠人每暗于文字，故赖口授实习，传其衣钵，而不重书籍”，大量的技术和经验只靠底层工匠的口耳相传。晚近以来，西力东侵，“兵戈不戢，遗物摧毁，匠师笃老，薪火不传”，这种传承，几有中断的风险。

朱启钤说：“夫以数千年之专门绝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抑亦士夫之责也。”一开始是兴趣，后来是责任，强烈的文化自尊心促使朱启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拓荒工作。他蓄志旁搜，对于能搜集到的古代工书，如工程则例之类，无不视若至宝，细心研读。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聆其所说，即便是“零闻片语，残鳞断爪”，也都“宝若拱壁”。然而，大多时候，“口耳相传”的匠师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时耳目所触，愈有欲举吾国营造之环宝，公之世界之意。然兴一工举一事，辄感载籍之间缺，咨访之无从。”

1919年春，朱启钤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浏览旧籍，竟然夙愿得偿，发现了若存若佚，将及千年的、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创作的《营造法式》丁丙钞本（后称丁本）。这本官修建筑书叙述完备，“举凡木、石、土作，以及彩绘各制至织至悉，无不详具，并附图样，颜色，尺寸尤极明晰”，“纲举目张，条理井然”，有着古籍中罕见的科学性，也就是后来梁思成所说的，具有中国建筑“文法课本”的功能。

写书的李诫，字明仲，生在北宋，“去有唐之遗风未远。其所甄录，固粗可代表唐代之艺术”。由此上溯秦汉，下视近代，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是固有，什么是输入。除此之外，对于朱启钤，这书还有一层意义：李诫编著此书时极为严谨，先是考证研究经史群书，然后找来匠人“逐一解说”，“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于造作之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最后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的锢习。这一点，和朱启钤何其相似。

朱启钤正式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1919年，朱启钤为了这发现欣喜若狂，他视900年前的李诫为跨越时空的知音，视《营造法式》为平生心愿所系，他说：“恃此键钥，可以启无数之宝库。”

只是，这把钥匙用起来并不容易。《营造法式》经宋、元、明、清四代，大小钞本众多，明代除《永乐大典》中收入版本外，还有钞本三种、镂本一种（梁溪故家镂本），清代也有若干传抄本。千年之间，辗转传抄，错讹难免。且古人的术语、名词、句读，随着世代口授相传的演变，日久失用，充斥其中的专门名词无定义、无解释，如“铺作”“卷杀”“襻间”“雀替”“釆步金”，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上层学理总结和民间技术传授严重脱节。

《营造法式》，（宋）李诫编，商务印书馆1954年12月版。

朱启钤细读之下，发现他找到的，是一本天书。他的研究，一时行到山穷水尽。1921年，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去巴黎大学接受博士学位，见人家“一艺一技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深受刺激，“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他说，愿意将身做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等候当世贤达闻风兴起。

回到国内，朱启钤“再求故书，博征名匠”，委托陶湘、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吕铸元、童钰、陶珙、陶祖毅等版本名家搜集各家公私传本译注并校对。紧接着，中国营造学会成立，学会经费由他个人承担。1930年，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的资助，朱启钤正式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地址最初设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的朱宅。为这个从无到有、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私人的研究机构，他请来了当时他所能请到的几乎全部的学术精英：光在建筑学界，大名鼎鼎的建筑四杰就有三个之多—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以及建筑师杨廷宝，建筑学界之外，还有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郭葆昌、故宫博物院玉器专家马世杰、辅仁大学历史学家陈垣、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北京大学美术史教授叶瀚、北京大学历史教授胡玉缙、故宫博物院考古学家马衡、藏书家陶湘、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孙壮等前来加盟，美籍学者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有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大连图书馆汉学家松崎鹤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汉学家桥川时雄、建筑学者荒木清三。

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最顶尖的学术阵容，他还以从政多年深厚的人脉，动员大批财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加入学社，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周诒春到交通系成员关冕钧、孟锡珏、徐世章、任凤苞、叶恭绰，还有银行家吴延清、实业家张文孚、司法界人士林行规、军事界人士李庆芳和政治界人士江绍杰，这堪称豪华的后援团为营造学社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撑。这样的筹备称不上绝后，也算得上空前。多少年后，有人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为什么是“营造”，而不是建筑？

这样的筹备，志向自不在小。朱启钤说：“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的价值，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做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亟欲唤起并世贤哲共同研究。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世渐替……”他是憋足了劲儿，要通过营造学社“纠合同志”，沟通匠人与学者，改变“道器分涂”“重士轻工”的旧传统，“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

为什么是“营造”，而不是建筑？一则致敬李诫，二则，“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大体来说，“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总而言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

端的是气象万千。

而且，这种思想和梁思成、林徽因不谋而合。1932年，梁思成在给“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至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信里强调：“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 —是历史。”

梁思成和林徽因（左）。

为了“文化的记录”，为了历史，1931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法式部，顾名思义，最大的任务就是研究《营造法式》。从1919年春的江南图书馆，朱启钤心潮澎湃地发现《营造法式》，到1925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收到父亲寄书，巨大惊喜后发现无法破解的失落，再到1931年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为这本《营造法式》而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和朱启钤经过10年的各自摸索，殊途同归，站在了一起。

1934年，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言中说：“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莘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

1962年，朱启钤九旬寿辰之日，周恩来送去花篮，安排并出席在政协小礼堂举行小型寿宴。梁思成送给朱启钤一本精装的《建筑十年》，扉页上写道：“桂师治我国古代营造之学，悠忽卅载……欣逢师九秩大庆，谨奉此册，祝杖履康健，松柏长寿，谆谆不倦，教我后学。”

身在南京的刘敦桢因病不能前来，特意写去一封长信，信中说：“桂师尊鉴，……座右回忆民国初季，先生发现营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与清做法，进而组织营造学社以完成中国建筑史，勉励后进，培养人才。今日建筑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然当年，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固亦垂诸不朽。敦桢亲聆教益三十余年于兹，受惠之深，楮墨难罄……”

如果没有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的中国古建筑研究会是怎样的开始？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的完成，又会在什么时候？绝学大昌，原是靠着这样的传承，才有了它能够成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