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电影吗？

到底什么是女性电影？是否编导者为女性，或者主演为女性就是一部女性电影？在当下的电影作品中女性是如何被显影又是如何被遮蔽的？3月28日，学者张泠在中信大方读者群做了一次线上分享。

撰稿 ｜ 吴俊燊

张泠，专栏作者、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电影学博士。

女性主义成为美国电影的象征性标签

对于Metoo运动对电影产生的影响，张泠还在观察中，而对于今年即将上映的电影《花木兰》中删去当年动画版男主角，张泠认为这正好说明，社会意识和舆论风向正在意识到电影工业中的性别问题，也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但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的优秀创作者和作品仍旧是寥寥无几，即使有，也得不到投资机会。张泠直言，虽然这种象征性的政治正确是一件好事，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整个好莱坞仿佛失去了活力，近年来美国电影真正触及社会问题的电影很少，和现实失去关联。美国电影在迎合性别和性向上的身份政治正确的同时，通常也被这样的身份政治所绑架（当然这样的政治正确很重要），但是它的中产阶级趣味使其对于社会阶级的问题避而不谈。有调查表明，贫困阶层的变性者或是同性恋者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然而在银幕上很少有这样的呈现。甚至是底层的消费者，也愿意去看符合中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趣味的电影，从而让电影成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面对女性超级英雄电影出现并票房大卖的现象，张泠认为，要警惕这样的一种象征性，就像是希拉里当上总统也不会使得美国性别平等，奥巴马成为总统也没有消除种族歧视一样，这样的个人主义偶像并没有改变整个结构，相反会成为一个障眼法，使得抗争变得松懈，使得既得利益者否认性别的不平等。

当下中国女性电影：俯视与歧视

电影《找到你》剧照

在中国当下电影电视剧中，女性一般是被男性界定的对象，比如她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是情人。她可不可以不是别人的附庸？可不可以不是受害者？她有没有自己的主体性？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张泠认为，对于女性电影来说最重要的女性意识，就是能够意识到这样的性别结构和阶级结构、社会结构之间密不可分。如果有这样的意识，即使是一个男性导演或者编剧，他们做出来的同样是女性电影。

谈到中国的女性电影《找到你》《嘉年华》，张泠认为这样的电影有一个价值观和视角的问题——来自中产阶级的俯视。性别平等不仅仅是性别本身的问题，与阶层、地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女权或者女性的自由，并不是中产阶级的特权，那些底层的劳动妇女，中老年的女性不应该被妖魔化和奇观化。如果电影宣称很同情她们，但又将她们奇观化，那么这样的电影就缺乏真正的理解、平等的视角和设身处地的共情。当代的女性电影，其实都是从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的视角来讲述，无论是编导者的视角，还是片中人物的视角。

电影《嘉年华》剧照

张泠觉得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电影工作者往往处于与现实脱节的状态，即使他们对中产阶级的生活非常了解，但是对大众也缺乏亲身的体验，所以他们只能够拼凑一些刻板印象来塑造底层人物。而那些以某些底层人物为原型的电影，往往只是利用了这些底层人物，随之将其抛弃。

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当前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城市中产阶级作为主要消费群体自然成为电影迎合的对象，她们也当然对于《找到你》中姚晨饰演的那个律师会有认同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样的中产阶级俯视，是编导者、电影工业以及观众的“共谋”，从而将来自底层女性的真实情景放逐在银幕之外。

张泠认为现在很多中国电影的问题是，创作者只关注戏剧冲突，所以每一个人物都是扁平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张泠还指出，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充满对于大龄单身女性的妖魔化，而这也与流行文化中的“剩女焦虑”有关。她以一部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为例，在她看来，这部电影是在丑化中年的工作女性，一个中年的未婚女性被塑造为一个“妖怪”，并且需要一个男人来拯救她。在张泠的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单身女性，她们专心工作，为社会做贡献，有着丰富的政治生活，“她们也并不是自私，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

影视作品中的年龄歧视还在于对于中老年女性的歧视，比如妖魔化大妈、婆婆或者妈妈，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底层的女性。在此，青春美貌成为了界定女性的标准，而劳动妇女就被贬低了，所以才会出现影视作品中年轻天真幼稚可爱的女性与凶恶的中老年妇女的对立。但是现实生活中，那些普通的中老年女性往往有着令人惊异的活力与生命力，有着丰富的生命经验与精神世界。而张泠在活动中举了三部新中国的早期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李双双》。这些电影反映的思潮，都是50年代末官方的政策和民间的实践所强调的，比如劳动最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在这些电影中，性别的平等要超越民族的差别，女性地位与尊严要从劳动中获得。张泠将这三部电影和当下女性电影比较发现，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当下劳动妇女不再能够成为一个作品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