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后浪》背后的年龄文化

5月4日青年节当天，bilibili发布了献给年轻一代的演讲《后浪》。一经上传，演讲视频就刷屏了各大社交媒体，并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持续发酵。视频中，著名演员何冰用饱含深情的语调，细数了“后浪”们的诸多特点：学习能力强、敢于创新、思想开放，能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所以，作为“前浪”，“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

演讲引发了诸多讨论，也伴随着争议，着实在社交媒体掀起了一阵“巨浪”，围绕该视频的讨论在这两天的互联网上几乎铺天盖地。

bilibili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截图，目前在b站播放量已超过1300万。

比起和《后浪》一起歌颂青春，更多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一视频内容的反思。比如，视频中多处提及年轻人生活环境的优越，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环境，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均衡、资源的集中、民粹思潮的加速、高速发展的红利时代的落幕等都成为阻遏“后浪”的威胁，新冠疫情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比起享受优越的环境，“后浪”们可能更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此外，也有文章指出视频表达的观点内部的张力。《三联生活周刊》就撰文指出，《后浪》一面提倡“更多元的审美与价值观”，一面又隐隐做出某种价值排序，称“这世上的小说、音乐、电影所表现的青春，就不再是忧伤、迷茫，而是善良，勇敢，无所畏惧”。

即便遭到了许多吐槽，我们也不能否认，b站继跨年晚会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营销——因为不论赞成不赞成，大家都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之中。但这种“大力出圈”的尝试可能恰恰也是《后浪》遭遇许多争议的根源所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B站市场中心总经理杨亮称这个片子“不仅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也是拍给更多人看的”，《燃财经》的一篇文章认为,此次视频确实鲜明体现了b站积极与主流媒体合作、“出圈”的决心，但对其自身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同时招致“圈内”和“圈外”人的质疑。对于“后浪”们，他们觉得自己被粗暴地代表了。视频中呈现的年轻人群体其实是“一线主流城市的青年”，只是这个群体的极小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为了出圈，正如《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中所述，视频中何冰的演讲采取了明显针对“前浪”的一套充满宏大叙事的话语范式，而这种有些“高高在上”的语态本身就和年轻人反叛权威的特点相悖，因而也容易招致许多“后浪”的不认同。

而对于“前浪”们来说，有文章认为，《后浪》虽然试图颠覆“一代不如一代”的话语，却也营造了一种“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的话语，似乎“前浪”只有崇拜“后浪”的份儿。而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年龄，而是心境和观念。这个时代积累了人类几千年的财富，它不只是为年轻人准备，而是为每个有想法的人准备。

抛开网络上各种对视频的话语分析和观点交锋，《后浪》在形式上确实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对“青年”和“青春”的歌颂。事实上，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一种对“青春”的膜拜情结。这种情结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的原因有属于经济基础的，比如青年人作为社会的核心，常常能为社会发展做出非凡的贡献。也有属于文化和象征层面的，比如，在社会改革的重要时期，“青春”常常被用作重要的隐喻用来与改革的愿景相连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就写道：“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子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海洋之珊瑚岛”，这是通过对“青春”的崇拜，为社会的改良造势。

此外，对“青春”的膜拜在当下还可能受到消费主义浪潮的裹挟和推动。最为典型的便是“颜值经济”，花样繁多的美颜软件和美妆产业对“年轻态”的强调和对衰老的拒斥使得“青春”成为了绝对的“正义”。

而事实上，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一种对“青春”的膜拜情结。这种情结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人类“膜拜”青春的理由花样繁多，相较于微观的分析，斯坦福大学法语与意大利语系讲座教授罗伯特·波格·哈里森在其著作《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中，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出发，挖掘了我们热衷“青春膜拜”的深层原因。

在书中，他跨越文学、哲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解读了人类的“求新”本能，以及“青春”对人之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二战后正出现一场席卷西方文化并扩散全球的“返老还童”现象，社会对“年轻”的痴迷伴随着对物质与欲望、激情与享受的追逐，一种极度追逐新奇和变动的文化也潜藏着危机。我们摘编了该书中的核心段落，借此反思“青春崇拜”背后深远又复杂的影响因素。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著，梁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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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歌颂青春？

人类的求新本能

人类智力除了从演化角度看显得“年轻”，它还跟“年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人类漫长得异乎寻常的童年让我们可以发展出智力；另一方面，又是我们的智力让人类的童年可以变长。就所需要花的培养时间而言，没有什么比人类智力还要奢侈。它同时是我们的谨慎和鲁莽的源头。它让我们同时会回避危险和招惹危险。

生命把一切活着的东西投入风险、危险与不确定性中。生物体总是徘徊在机会与灭绝的接壤处。虽然所有生命无不脆弱，但人类又比其他任何物种更暴露在危险之下，因为我们是住在开放的可能性里（包括灭绝的可能性），并找到一个方法把这开放性转化为自觉的知识。在一个基本的层次上，知识起源于人类对周遭世界的新奇与陌生的响应。以及我们内在世界的需要。就像对人类幼儿那样，世界对智人来说永远都是新奇和陌生。

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釆提出一个问题: 人在寻求知识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把陌生物事化约为熟悉物事。咱们哲学家谈到知识时，所指的有多于此吗？所谓熟悉，就是我们已习惯而不会感到诧异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多少有规则可循和让我们自如者。听着，难道我们需要知识不正是因为我们需要熟悉，需要在一切奇怪、不寻常、可疑事情底下发现某种不会再让我们忐忑不安的事物吗？难道不正是恐惧的本能责成我们去求知吗？又难道获得知识时的欣喜不正是一种重获安全感的欣喜吗？”

《快乐的科学》，作者: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译者: 黄明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凡有生命之处就会有惧新症（neophobia），因为在自然世界，“新”意味的是扰乱和危险。但在这一点上，人类再次是个异数，因为除了与生俱来的惧新症以外，我们身上还有一股“爱新”（neophilia）的反趋向。身处一片新鲜事物中间的人类就像小孩子，既被各种新奇吸引。又疑神疑鬼，要不是我们的物种从一开始配备这种“爱新”的 反趋势，我们大概就不会浪游到天涯海角、发明工具、开创知识和把人类思想这种全然非世间的力量释放到自然世界。

“爱新”会驱策人去探险、发现、挑战、征服和在目空一切中做出自不量力的事。这个人类学真理也见于索福克勒斯剧作《安提戈涅》的第一首合唱曲。被学界通称为《人之颂》（Ode on Man），这首合唱曲一开始便这样说：世上怪的东西虽多，但无一比人更怪：他无畏在惊涛骇浪中航行，懂得用犁头驯服土地，善于用网罗捕捉“快如电闪”的飞鸟和从大海深处捕捞游鱼；他给牡马和可怕的公牛套上辄；他创造了语言，能够“疾如风般思考”；他发明房屋，找到治疗疾病的药方，创制出法律和正义。不过，不管怎样足智多谋，他经常会因鲁莽而犯下大错，成为无邦之人（被逐出城邦）。又不管他如何百般努力，仍摆脱不了所有生命的宿命，即死亡：“他到处旅行，不懂处世之道又无儿无女，最后落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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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为何值得歌颂？

“幼态持续”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

荷兰解剖学家博尔克（Louis Bolk）发现，成年人类拥有二十种以上特征是同时见于灵长类幼兽和不同哺乳类动物的胚胎。例如，我们鳞茎状头盖骨要像猿类胎儿和小猿的头盖骨多于成年的猿类。相似地，我们的脸部特征也极像灵长目幼兽而不像成年的灵长类。人类女性与雌性哺乳类胚胎的阴道腔都是朝向腹部，但后者的阴道腔会随着胚胎成长向后转，而人类女性却不会改变。博尔克描述的那种胎儿化现象在生物学上称为“幼态持续”（neoteny），它由两个希腊文字根构成，一是neos，指"新”或 “年轻”；另一是teinein，指延伸、趋向或保留。在演化生物学中，“幼态持续”是指胎儿或幼虫或幼儿阶段的特征持续至成年阶段，也指发育速率总体上的减慢，这让幼年特征可以被保留至较后来的生命阶段。古尔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达尔文主义框架来理解“幼态持续”的天择优势——通过把不同的幼年特征保留至成年阶段，“发展延缓”让我们的适应弹性得以最大化。

博尔克(Louis Bolk，1866年12月10日-1930年6月17日)，荷兰解剖学家。

如果古尔德所言正确，那“发展延缓”就不只是我们幼态特征的源头，还是另两个相关特征的源头：更高的智能和更高的社会化能力——它们是我们得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两大主要特征。前者源自我们变慢了的胎儿成长速率，这速率让我们的脑部长得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许多；后者源自我们拉长了的襁褓期和童年期，它们让我们的学习过程延长，从而也增加了我们的智能。加在一起，这两大特征解释了那被称为“文化”的人类专有生存策略。只有一种大大延缓了发展的生物会依赖学习多于本能，会追求一种主要是依赖教育、记忆和习得技能的生存模式。也只有一种诞生在有支持结构的环境（人类社会）中的生物，可以享有幼年发展期大大拉长的奢侈口简言之，我们物种的优势来自我们不情愿长大。

“幼态持续”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到许多质疑，但就人是怎么变成人的大蓝图上，“发展延缓”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演化，那“发展延缓” 就是一座花园（或幼儿园），可让学习能力在悉心布置的环境里欣欣向荣。只有经过学习的小孩（Puerdiscens）可以成为智人。通过激烈拉长学习过程（某些情况下还是拉长至终身）——“发展延缓”把我们的命运交到我们的智能手中。

人类的“幼态持续”并不是一种退化或停滞，而是一种修改过的成长方式，它让幼态特征可以进至一种新层次的成熟状态：一种保留幼态形式的成熟。爱因斯坦在人生近尾声时说过，他在物理学上的突破都源于一个事实：不管在心灵还是精神上，他一辈子都是个小孩。这显然不是说他的心灵自孩提时期便停止发展。他的意思是，他从不停止探问那些为人父母者从不太知道怎样回答的问题：天空为什么是蓝色？上帝几岁？为什么我看不见风？一个人需要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才会想 知道原子是由什么构成、时光在什么情况下会倒流或以光速前 进会看见什么景象。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的心灵无异于博尔克所说的“性成熟的灵长类胎儿”。

要补充的是，“幼态持续”会抗拒遗产（legacy）的专横。放慢发展速率不只意味着不情愿长大，还意味着拒绝复制固定和老迈的形式。就此而言，“幼态持续”给了人类更大的物种自由，包括不听任过去摆布的自由和追求新的可能性的自由。通过把幼儿弹性维持一段极长时间（有时甚至是维持一生）, 我们大大扩大我们的演化选项，经过岁月流转之后变成了更轻 盈、更自由、更敏捷和更具冒险精神的物种，简言之是更聪明和更年轻的物种，也许更好的说法是“因为更年轻而更聪明的物种"。

如果“幼态持续”一词在生物学中意指一种延缓发展的形式，那么，在心理学或人生的领域， 我们也许司以用它来指一种接力发展的 形式一一意指童年心性会传递到成年，在它里面同时获得保存和修改。如果成年人心性里不存在一个小孩，这世界就不会有宗教；又如果这世界没有宗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只算是环境和栖地。出于同样道理，世界也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和各种艺术、诗歌、科学或哲学——它们的活力有赖孩提般的惊奇心。我们对人生寄予厚望，例如相信人生会回应我们的要求或相信我们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本质上也是孩提性的。

《杜弗的动与静》，作者:  [法] 伊夫·博纳富瓦， 译者: 树才 / 郭宏安，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童年感情位居“目空死亡的信念”的心脏，可为人生之弧的后期带来智慧。这就是诗人华兹华斯称老年为“那带来通达心灵的岁月”的原因。收录在法国诗人博纳富瓦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诗集《写字石》（Pierre ecrite）中的一首诗写道：我们一起长老，他是树冠而我是本源，他是一小片阳光而我是深度，他是死亡而我是生之智慧。我可以接受时间在阴影里向我们显现他那不带取笑意味笑意的农神脸；我高兴于看到携带着阴影的风刮起，而死亡的前景只微微惊动常春藤正在啜饮的无底泉水。我很高兴，我站在永恒的梦中。这首诗透露出，我们一般看待生命过程的观点——即视之为从年轻到成熟再到死亡的直线过程——太狭隘了。这当然也是生命过程的一个向度，而诗中的“他”看来就代表着这个未来时间与日递减的向度。但诗中又暗示着一个反运动：当“他” 向上和向外抽枝的时候，“我”会在土里（代表有创造力的生命本源）钻得更深。正是拜树根往本源的愈钻愈深，树冠才得以繁荣茁壮，并在最后把阳光遮挡在外。在这个同时进行的双向运动中，生命与死亡是以“一个声音”说话——正因为“我”紧抓着本源不放，他才可以接受“时间”带来的东西。“我”不介意看见“携带着阴影的风刮起”，是因为“我”明白死亡 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人生潜能的圆成。这也是何以死亡的阴影几乎无法惊动常春藤正在啜饮的“无底泉水”，只能像微微的涟漪那样在水面轻轻漾过：这种对生命过程的认知不是把老去视为飘零，而是视为向本源的更深扎根。就此而言，它分享着华兹华斯所谓的“目空死亡的信念”，让人得以“站在永恒的梦中气树冠能够在风中随心所欲地摇曳，是因为树根牢牢扎在地里，凡是“以小孩为父亲”的人都会站在永恒的梦中，但不是因为他超克了死亡，而是因为他（不管多早或多晚死去）都活在年纪的丰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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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幼态化革命”及其问题

最能体现索福克勒斯《人之颂》描述的那种大胆进取精神的，莫过于现代的科学研究，又特别是今日的科学研究。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把保罗·克利（Paul Klee）—幅画里的天使诠释为历史天使。画中的天使展着翅，飞过空中，脸往回望。据本雅明的解释，这天使望向的是由历史堆积起来的废墟。他的移动是一种不断老去的方式，他的飞行不是穿过空间而是穿过由逝去时代前后相续串成的时间。这断然不是科学精神的写照，因为科学乃是用另一类天使——幼态天使（angle of neoteny ）——的翅膀飞行。就像柏拉图神话中的希腊人，科学的年轻面貌下面藏着一段历史和一个年纪。事实上，世界始终是透过“历史”这面透镜出现在科学的醉心凝视里。要不是有昨日的公理，今日的公理不会存在（更遑论可理解），一如没有托勒密的宇宙学, 哥白尼的宇宙学就不会存在（更遑论可理解）。

保罗·克利《新天使》

科学的这种忘性很大程度跟科学把它的隐性记忆整合到机器的方式有关：机器的容易运作会把机器赖以运作的知识给擦拭掉。“你可曾好好看过一架飞机？”圣艾修伯里的一篇文章《工具》（The Tool）里有此一问。我们的眼睛不必然会看到的是“好几代工匠所进行的实验……以致我们会忘了飞机是一部机器”。他又说：“每部机器都会在运作中失去它的机器身份。”大部分我们日常生活会用到的机器都是动动手指便可控制，但不管是飞机、洗碗机或个人电脑的运作里都包含着百万条累积起来的知识。你的车也许是新车，但它的内燃机却可回溯至十九世纪，而它的基本能动性更可回溯至轮子发明。没有一个人可以懂得构成一辆车子（包括它的各种附属配件）的全部科学，但一个有驾照的小伙子却可以把车开得像一个对汽车背后公式原理略有所知的工程师一样好。这一切显示出，今日第一世界一般居民在消费或运作机器时，享受着无知如小孩般的奢侈。但不管我们现代人的经验 有多么绝缘或单向度，我们全都是一段有极纵深的历史的受益人。这大概是科学的幼态智慧无意中带来的副产品。

《纽约时报》2011年10月6日的讣闻版盛赞乔布斯是“一位转化了数字时代的愿景家”。今日，只有发明创新的人会被称为愿景家，致力于保存和巩固的人并未入列。会获得荣耀加身的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不是保育世界的人。据上述那篇讣闻报道，乔布斯曾用一句无可抗拒的话成功说服百事可乐总裁史考利（John Sculley）转任“苹果计算机”的执行长：“你是想把余生花在卖加了糖的水，还是获得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

乔布斯（1955-2011）

在从前，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会引起多大的惊疑和不信任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你关心世界，如果你把它看成自己的家，你自然会懂得欣赏祖先为建造、加固和改善世界所付岀的努力和牺牲，自然有充分理由谴责那些想要改变这个经过一再微调而臻于稳定的世界的人是不安好心的。要能从心底里关心世界的福祉和矢志把它完整地传给后代子孙，需要一个人拥有很大的爱——阿伦特从圣奥古斯丁借来一语称呼这种爱。只有这种爱可以照管好世界的未来。只有一个分享的世界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种前与古人后与来者相连的黏合感。

文化的强大演化力量目前已进入超速状态，从很多最根本方面改变着我们物种。就基因来说，人类过去几万年来都没有改变（至少专家是这样说的），但今日一个在圣地亚哥打网球的三十岁女人更像巴尔扎克笔下三十多岁女人的女儿而非妹妹。在家父的大学毕业纪念册里，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完全成熟的大人脸，但我在自己教的大学部学生中从未见过这种脸，在较早的时代，才十二岁的人便看似小大人，脸上业已显露岁月痕迹。反观今日的第一世界居民哪怕照样会随年纪而萎缩, 却始终有一张嫩脸蛋，不会出现见于其他文化或历史时代的强烈老态。造成个中差异的原因不只是我们有较好营养、较佳医疗保健和较少受到风吹日晒，还因为一个整体的生物文化转化（b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业已把一大部分人类变成了一个更年轻的物种——外观上年轻、行为上年轻、心智上年轻、生活方式上年轻，以及最为重要的——欲望上年轻。

对于席卷西方文化和许多其他文化的返老还童现象，我的态度充其量是喜忧参半。最起码， 我会设法评估它对我们未来隐含的风险。随着它以愈来愈凶猛的势头打乱历史连续性，我们 的时代已经让那些不是诞生于其新发明的新奇之中的人感到疏离。奥登（W. H. Auden）在《年长公民写的打油诗》（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的开始如是说：“在一九六九年的今日, 我不会把地球称为我的星球。”自一九六九年以后，感受到自己的世界被占夺的公民愈来愈多，感觉也愈来愈炽烈。在2014年的今天，一个较老的人不会了解小孩、少年或青年的想法，所以也几乎不可能提供年轻人指引，为他们指出通向成熟或公共事务领域之路（年轻人最后总得扛起公共事务的担子，要不就得为未能做到付出惨痛代价）。跨世代连续性（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毁坏至如此程度的社会是否可以长存，犹待时间来揭分晓。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

我们这个对年轻痴迷的社会事实上是在对它自以为崇拜的年轻发起战争。乍看之下，这个世界现在主要属于年青一代——有着自行其是心态和沉迷科技小玩意儿的一代，但实质上，我们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年轻人赖以茁壮成长所最需要的东西。它夺去他们的闲散、遮蔽、 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这些都是人格的生成本源。它夺去他们的自发性、惊奇（wonder）和失败的自由。它夺去他们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无法在电影、电视和计算机荧屏的框架外思考。它夺去他们与大自然的广博和具体的关系一一没有这种关系，人就不可能与宇宙有连通感，而人生也会始终保持在本质上无意义的状态。它夺去年轻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的未来，他们很快便有责任去打造。

幼儿化（infantilize）欲望或粉碎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对“年轻”毫无裨益。逼年轻人住在一个缺乏历史深度或密度的“现在”也不会对“年轻”有所裨益。

一个社会能带给年轻人的最大祝福是把他们变成历史的继承人，不致沦为历史的孤儿。那也是社会能带给自身的最大祝福，因为继承人可以通过创造性更新让社会的历史遗产回春。相反地，孤儿只会把“过去”视为异类，视为无法接近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