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
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
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
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
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
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抑或历史哲学）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
《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
《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
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
近年以来，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如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和芬兰的琼尼-马蒂·科坎能）试图走出“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的范围，从经验/体验和学品/人格等方面来考察史学研究的特点和性质。简而言之，这些欧洲学者没有对怀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希图有所突破，探讨历史研究中“后叙述主义”(post-narrativism)的可能。不过他们的研究，尚没有对史家的工作，产生明显的影响。就世界范围的史学而言，叙述体裁显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跳出国别史的藩篱，全球史与区域史火热
就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化而言，全球史的发展仍然十分强劲，并且与环境史等其他新兴的历史学派相互携手、互动，形成了对近代史学的有力冲击。自17世纪以来，西方首先出现了民族国家，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促成民族国家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被人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实践，毋宁说是他所关注和倡导的民族史、国别史的书写。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历史，在西方等地的图书编目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德]利奥波德·冯·兰克著，陈笑天译，吉林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现有的历史著作，除了通论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据国别编目，毋庸置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这一历史写作的主流趋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史、区域史的有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身，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氛围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均有渊源关系。换而言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纪的时代那样，其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向。史家开始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从区域抑或全球的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几成理所当然之势。
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让史家得以从更宏观的方面，探讨不少历史问题，环境的变迁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国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所言，“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显然无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进行研究”。这一道理显而易见，因为环境的变化，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时有关系，但其影响却常常超出其国家的疆界，对整个区域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长远的作用。
《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从2007年开始，一些环境史家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纪以前，地球的变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导，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逐渐主宰了地球环境的变化，譬如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气候异常、雨水、风暴增多等等。如此种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地球不复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个“陌生的大地”(terra incognita)，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传统政治史衰落，环境史异军突起
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但让人看到突破国别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政治史的衰落。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和变化，自然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兰克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论著，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并以政府档案的使用为特点。这种史学模式，已经不再主导历史研究，尽管政治力量和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仍然为史家所重视。
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剑桥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处理的时代是1400年至当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方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其他地区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这部新编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反而比较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在政治层面的多重变化。第七卷中有专章讨论民族主义，但其侧重点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非专注于民族主义在西方的缘起。同样，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学史》在描述近代史学变迁的时候，政治史同样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
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
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
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interspecies)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
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
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
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
《心灵革命: 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让我们自然转入当代史学的又一个活跃的领域，那就是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与战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的是在获得了政治投票权之后，如何在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妇女史家希图发掘历史上的女性，以改变原来男性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转为“女史”(Her-story)。
1986年美国史家琼·瓦拉克·斯科特发表了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一文，改变了以“女史”为宗旨的妇女史研究，提倡检讨两性关系，并分析这一关系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错综联系。性别史的研究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显而易见，性别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男女性的差别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同时又牵涉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诸如心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性别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更非方柄圆凿、截然相对。因此在性别史研究中，对男性及其性别之构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9年7月。
如果希图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层面研究性别，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无可忽视。显然，西方社会所关心的两性问题，虽然有其共性，但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近年的性别史、妇女史研究，特别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会为准绳的倾向，而是强调如何突出各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当今的妇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所关注、推动的论题，原封不动地搬到其他地区，而是努力发现世界各地区妇女和两性关系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举例而言，中东的妇女出门一般需要佩戴头巾，毛发不露。这一习俗通常会被西方人视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从中东社会的传统和现状而言，妇女佩戴了“希贾布”（头巾），能让她们进入公共空间，无异是一种伸权的行为。而且，穆斯林妇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经济权利，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更不应东施效颦、削足适履。
以上的纵论，涉及当代史学在观念、方法、范围和领域等方面的新气象，值得中国史家参考借鉴。但上面的讨论也指出，历史研究虽然有全球化的趋向，但这一趋向并没有取代乃至抹杀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个性。全球史的进程，反而强调和突出了历史的个性，值得当代史家重视和探究。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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