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罗素的“幸福观” 如何抚慰现代人？

罗素的幸福观没有抽象的哲学思考，只有深入浅出的经验之谈。正如他所说，他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去研究何为幸福，而是以遭受世界苦难的普通人的身份去书写，他谋求的乃是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表达出世人谋求幸福的心声。

2020年的今天，比之100年前的人们，我们的困惑一样都没少，反而加倍递增，罗素富有实践意义的幸福观穿过岁月的屏障，依然掷地有声。

如何化解现代人的精神疲惫？

《幸福之路》，[英]罗素著，傅雷译，上海南国出版社，1947年4月版。这是罗素《幸福之路》最早译介入华的版本。

何为幸福？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对于伊壁鸠鲁学派来说，人只有去掉灵魂中不必要的欲望，才能幸福；在斯多亚主义者看来，刹那幸福即是永远幸福；在康德那里，幸福是“对自己的状态的满足”，又与内心的道德律令息息相关；对加缪来说，幸福就像西西弗斯那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叔本华到加缪，再到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幸福的思考几乎伴随着整个西方哲学史，幸福问题是哲学家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

罗素批判性地继承了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幸福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他对幸福的思考，贯穿于对政治和宗教的思考中；他对幸福的追问，也奠定了他的道德哲学体系。

罗素的幸福观集中体现于《幸福之路》一书中，他写下此书时，正是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尽管人们的生活早已驶离了上帝宰制的码头，然而，人们所谓的“幸福”还是和对上帝的信念息息相关，罗素批判压抑人性的宗教道德准则，认为人之幸福未必与宗教信仰有关；与此同时，面对工业的发展，一战的满目疮痍，罗素开始思考人之幸福的要素。罗素对幸福问题的重视，与他对宗教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他的反战经历紧密相关。

在罗素看来，现代人不幸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社会制度，二是个人心理。社会制度问题不是罗素幸福观谈论的重点，相反，罗素认为，人的不幸福往往来自错误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思维习惯。罗素认为，有时压倒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问题，而是小情绪。现代生活节奏之快，竞争之过度，常常令人有倦怠感，除却身体的疲惫，精神疲劳才是困扰人的主因。罗素认为，现代人的精神疲劳主要由焦虑引起，面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总是辗转反侧，殚精竭虑，陷入焦虑的漩涡，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罗素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操心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性，另外，则是因为人们不愿面对恐惧，直面困境。在现代人焦虑的问题上，罗素提倡一种精神自律，他认为，人们应该真正直面问题，尝试找到解决办法，不然就暂时放下，过多思考反而于事无补。

如果说在解决焦虑的问题上，罗素的办法有些老生常谈，那么他对烦闷的看法则颇为深刻。在罗素看来，消极情绪不一定都是坏的，烦闷的对立面不是欢愉，而是兴奋。为了缓解烦闷，人们纵情声色，无止境地找乐子，然而，“越是隔夜过得好玩，越是明朝显得无聊”。在罗素看来，烦闷未必不是好事，烦闷是沉静生活的前奏，是伟大生活的标志。

他在《幸福之路》中说，“一切伟大著作都有乏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生活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妻子的生活一成不变；康德的生活高度自律，他一生的活动空间就是自家的方圆十里。“安静的生活是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种生活，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经不懈的工作，其精神专注与艰难程度，使人再无心思去适应狂热的娱乐”。面对现代人的烦闷，罗素不提倡无节制的刺激和兴奋，而希望人们找到贴合兴趣的事业，去寻找长久而高质量的欢愉。

对于现代人热衷的旅行，罗素也表达了他的看法，“太多旅行，太多复杂印象，不适合年轻人，纵使他们的成长不再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产果实……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必定是渺小的一代”。罗素并非排斥消遣，但在他看来，无节制的娱乐往往会令人麻木，学会沉淀，忍耐烦闷，为生活留下一方空白的天地，才是可取的。

幸福是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平衡

罗素与第二任妻子多拉·勃拉克看孩子们嬉戏。尽管罗素大谈“幸福哲学”，但他本人肆无节制的社交生活却给多位女性带来不幸。在他与第二任妻子多拉结婚之前，他先是勾引有夫之妇奥托琳·蜜乐儿夫人，因此抛弃了发妻爱丽丝。在与奥托琳发生关系的同时，他又与海伦·达德利发生关系，始乱终弃，并导致后者精神失常。抛弃海伦后，他又同时分享蜜乐儿和克莱特两位女性对自己的爱情。直到1920年，他投入了更年轻、更富有魅力的多拉·勃拉克怀抱中。但随着多拉发现罗素私生活中越来越多不检点之处，两人的婚姻也迅速走向破裂。罗素不仅趁多拉不在家时与负责教导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同床共枕，还惦记上了自己的学生皮特·斯彭斯。皮特后来挤掉多拉，成了罗素的第三任妻子。在与罗素的多年相处后，多拉如此评价自己的前夫罗素：“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感到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平头百姓缺乏联系……他一生中会伤害很多人，他最大的悲剧性缺点，是很少感到歉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在政治生活、享乐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他认为沉思生活才最为幸福。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罗素的幸福生活不是哲人的幸福，而是普罗大众的幸福，这种幸福包含着关系性的善。对于罗素来说，幸福的秘诀是“让兴趣尽量扩大，对人对物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换句话说，人只有认清自我在人群中的位置，保持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平衡，自利利他，才有幸福的可能。

罗素认为，人们无法摆正自己与他人、与外界的关系，缺少自知之明，这往往成为烦恼之源。他批评了几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罪恶感太强的人，他们是“体面的罪人”，因为害怕成为人群中的边缘人，他们严格遵守清规戒律，过度自省，到头来使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在如此广大的宇宙中，他觉得最重要的莫如自己的有德，鼓励这种特殊的自溺，是传统宗教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罗素批判压抑人性，有禁欲色彩的宗教道德准则。在这一点上，罗素与边沁和西季威克是类似的。边沁认为幸福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而对西季威克来说，道德准则应建立在人们追求最大快乐的基础上。

过于苛责自己的人往往会变得不快乐，相反，过于苛责他人，也毫无幸福可言。罗素还谈及一类人，那就是受虐狂。受虐狂不是苛责自己，而是苛责他人，他们往往夸大自己对他人的友善，希望自己的仁慈会赢得掌声，一旦没有收到他人的感激，就自怨自艾。罗素认为，自虐狂往往在单纯的事情上附加了太多价值，过于高看自己的价值。然而，过于自责的人和受虐狂却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过于在乎外界的评价。罗素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认识到自己的动机并不那么舍己为人。正确估量自己，才有幸福的可能。在自我与他人、与外界的关系上，罪恶感强的人和受虐狂走到了人际关系的两极。

人如何看待自己，决定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仅如此，人还要面对人群，面对大众组成的舆论。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罗素在面对公众舆论的问题上态度坚定，他认为，人若想得到幸福，必须设法逃避舆论的专横。一个人在人群中显得孤独，未必是其本人的过错，人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既成观念，也不一定要与环境相一致。因为在罗素看来，舆论的声音未必理性，反而成为束缚人个性的桎梏，甚至成为杀人的利器。

在个体对舆论的看法上，罗素突出了环境对人之幸福的重要性，人要选择与自己观念大体一致的环境，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人或许无法改变环境，但在面对舆论的时候，要坚守自身一方独立的精神空间，因为“幸福的要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源于我们自己的深邃冲动”。

幸福是人之欲求满足的结果？

普里莫·莱维曾说，“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都会发现，完美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也许，人们越是祈求完美的生活，也就离幸福越远，相反，幸福的实现却需要一定程度的匮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本质与动物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匮乏是动物乃至人活动的本质特征。正因匮乏，人才会不断地有欲求，而幸福，某种程度上是人之欲求满足的结果。然而，在罗素看来，当人凭借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时，快乐也会随之消失。

幸福，不是无事的完满，而是拼搏后的获得。现代生活中，竞争成为人们生存的常态，罗素并不反对人们为了幸福生活而去努力，但他反对过度竞争。在罗素看来，现代人的竞争往往不是为生存的竞争，而是为成功的竞争，而衡量成功的标准却日益单一。当金钱取代了传统的职业荣誉，成为衡量一切职业的成功标准时，人们生活中的其他维度都变得黯然失色。

现代性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是现代性的永恒追求，这意味着其间的个人永远在追求着更高层次的“成功”，然而，“持续不断地加速变得不可避免，结果势必是停滞与溃败。”罗素并不是反对竞争，而是反对人们过度竞争而丧失了工作的乐趣，一味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而忽略了对卓越的追求。面对过度竞争，罗素提倡人们走出自己狭小的天地，培养一些“无用的乐趣”，在追求世俗的成功之余，给自己留下一方恬静的天地。

凡事不可过度，是罗素幸福观的一把标尺。幸福不是短暂的刺激，而是长久的乐趣，不是过度的竞争，而是对卓越的追求；幸福，是个体与他人、与环境的一种平衡状态；幸福不在于无限的追求，而在于适度的留白。“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幸福，需要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