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博物馆，真相：加尔各答的三种侧面

史诗，现代的产物

印度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故乡，《梨俱吠陀》据传有七千年历史。这是一片从来不缺乏口述传统、一直孕育着最优秀史诗的沃土。在南亚次大陆的地图上，随便一个不知名小城都可能有两三千年的积淀。

加尔各答，印度当今的第三大城市，相形之下却是现代的产物。它进入正史只有400年，于1690年成为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恒河沿岸的贸易据点，后来在1772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一跃成为恒河三角洲的政治文化重镇。而这一片现在被称为“孟加拉”的地区，在300年前甚至还没有形成民族自觉。

这样的城市没有自己的史诗，或者说，它的史诗不会像吠陀和奥义书那样口口相传，将注定以另一种形式铭刻。1757年，加尔各答本地的豪绅为了庆祝英国人的胜利——3000英国士兵以20人的代价击溃了50000人的印度军队——举行了一场盛大狂欢，祭祀了1001头牲畜，并在城里立满神龛，摆好雕像。这就是杜尔迦女神节的由来。也许，这是民族史的一段屈辱。然而平心看来，这些是发生过的事实，是历史的真正面貌。从那以后250年里，这场英国人的狂欢日渐演变为印度人的风俗，成了孩子们嬉戏的节日，用这样神奇的方式连接了历史与当下，沉淀为崭新的传统。人们在祭祀的仪式和音乐中忘记自我：

“各色男女手持着点燃的线香舞动着身躯，线香散发出缭绕的烟雾和强烈的香气。烟雾四处飘散，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砰砰的鼓声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咆哮着。我们的身体不得不和四周的节奏产生共鸣，所有人都置身于一片不停搏动的云团之中，在恍惚中，我们的意识和思想完全被喧闹的一切裹挟。在这里，你来不及思考也无暇去仔细观察，能做的只有用身体去感受。”

史诗带给人类的神秘，就这样，因为两百多年前的意外，在加尔各答人身上延续了下来。

《史诗之城》，作者：库沙那瓦·乔杜里，译者：席坤，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博物馆，安全的距离

加尔各答确实年轻，却又难言“摩登”。它在人类记录中的时光也许短暂，但它毕竟坐落在一片经历过多少王朝更迭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带着许多错杂甚至矛盾的痕迹，让人难以分辨它的年龄：比如种姓，比如印度教式的生活禁忌，比如对伽利神的崇拜，比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居——穆斯林人口占城市的1/5。而随着城市膨胀，这些元素相互碰撞，日复一日地磨合，最终以外人无从知晓的、拒斥文字记载的形式，凝结于当地人的生活经验中，形成了不言自明的默契。这是独属于一座城市的风俗密码。

书中记录了这么一段调侃：

“在加尔各答，如果你生病了，无论如何要去看医生，因为医疗行业需要活下去。如果医生开给你处方，那么无论如何去找药剂师，因为制药业也需要继续活下去。如果药剂师想卖药给你，那么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拒绝，因为你也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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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更像我们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充斥着非理性的泥泞，对外国人极其不友好。一切都是混乱无序的，大家拥挤在一起，面目模糊，彼此侵犯，各不司其职，居然也能奇怪地维持着城市的秩序。这种混沌中万物自成一体的奥秘，对印度之外的观察者来说，只可能是一桩解不开的谜。

除非人们生活其间，否则无人能谙其道、能言其明。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却做到了，把加尔各答街头巷尾的秘密写得像博物馆陈列品般，琳琅满目地摆在读者眼前。道理很简单：作者是一位故乡中的异乡人。他在书中的文字始终与加尔各答的现实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从没有让故事一脚踩进过于泥泞的真实中。同时，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的普林斯顿文凭和美国返乡的身份，在调查伊始就为他赢得了许多尊敬。在《政治家报》工作时，他借助记者的社会地位，只消出面问一句，就能轻松找回走失的孩子。还有他未明言的高种姓出身，在印度社会中更是一张无形的通行证……总之，作者是小心且幸运的，用各种安全的边界，保护着他和他的作品，让他行走加尔各答如同移步博物馆的展厅，在各种见闻中寄寓自己的乡情。

加尔各答街景。（图片源自网络）

真相，沉默的妻子

作者的安全感，还来源于他另一个身份——男性。比如，万一路遇内急，他的周围有无数个角落供他解决。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德巴的空间则狭小得多。

德巴是本书毫无疑问的女主角。她是一名来自德里、在美国长大的姑娘，为了陪伴丈夫，她抛下了早已习惯的西方社会，来到了加尔各答。这座城市既是这一对新人生活的起点，也是他们中年岁月的起点，更是这本书的起点。

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妻子。在生活中，这个高种姓的男人不让妻子动手，亲自操持家务。作者很少提到妻子的可爱，但那更像是一种怜惜之情，仿佛把宝贝捧在手里，不愿轻易示人。这种态度留下了一片记叙的灰色地带，让细心的读者对德巴浮想联翩。

不过，爱情不是生活的一切，至少德巴在加尔各答过得并不开心。她的生活比起丈夫要局促很多，常常要泡在家对面的咖啡厅里。作者极少提起德巴在加尔各答有什么朋友。甚至，德巴曾经表示，加尔各答的城市图腾带有黑暗的象征，令人恐惧。这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判断，她对这座城市、这种生活的态度在此不言而喻。但是作者对德巴的回应，只是沉默。

两个人的矛盾终于在第七章爆发了，看似鸡毛蒜皮，又总能上纲上线。德巴甚至找来了婚姻顾问，而且，前后找来了两位，却都没有顾问出个所以然。生活还在继续，后续章节里不再提及争吵，事情似乎不了了之。当然，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想、也没能力介入作者的感情生活，但是理解德巴的动机，对理解本书至关重要。

如果作者对加尔各答的挚爱是这本书的阳面，那么德巴的沉默则是这本书的阴面。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熟悉文明社会的现代女性，德巴对加尔各答的体验，很可能更接近本书读者们对加尔各答的感受。她们没有对这座城市的莫名乡愁，却必须直面这本书没有明言的种种困境与阻碍。这是读者无法忽视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夫妻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呈现了加尔各答混乱、矛盾又有机的整体面貌。妻子对丈夫的否定，不是对作品真实性的质疑，而是在对立统一中，寻找到了更高级的真实。

所以，《史诗之城》不是加尔各答的严肃历史记叙，它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书写，通过作者的创造和传播，变成加尔各答新史诗的一部分。这座城市的史诗，不仅存在于过去，更存在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