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斗士到反堕胎急先锋，揭开她的真实人生

（原标题：从女权斗士到反堕胎急先锋，这部纪录片揭开她的真实人生）

5月22日，一部名为《又名简·罗》（AKA Jane Roe）的纪录片在迪斯尼旗下付费电视平台FX频道首播，随即引发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纪录片主人公名叫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在三年多之前的2017年2月便已因病离世。而这部纪录片，拍摄于她离世前那大半年时间。

纪录片《又名简·罗》回顾了诺玛·麦考维跌宕起伏的一生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自知时日无多的诺玛·麦考维，在镜头前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它事关美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公案，曾经影响了无数美国女性的切身利益，至今依然为人关注。过去的几年里，本片导演尼克·斯威尼（Nick Sweeney）与他的团队，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如今，随着这部纪录片的公开播出，发生在数十年前的这段往事，其背后的种种奥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而诺玛·麦考维这名奇女子跌宕起伏、不断反转的人生故事，也再度成了媒体以及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令电视机前的亿万美国观众，大呼不可思议。

究竟是什么大秘密，诺玛·麦考维的人生究竟如何传奇？一切，还需从头说起。

诺玛参加反堕胎运动

掩盖在假名背后的人生

1947年，诺玛·麦考维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不告而别，诺玛的母亲玛丽只得靠在餐厅打零工，独力抚养女儿。母亲有着酗酒的问题，心情不佳时，几杯黄汤落肚，便会对小诺玛拳打脚踢。十岁那年，诺玛在朋友的怂恿下，抱着玩闹的心情，斗胆抢劫了一家便利店，结果被送入当地的女子感化院。几年后，她重归社会，但社会上早已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母亲把她托付给自己一位表亲照顾，谁料这位亲戚不光不顾亲情，而且连人性都已彻底沦丧。诺玛在他家遭受了各种虐待与性侵，对世界彻底失去希望。

十六岁那年，本该迎来人生最美好时光的诺玛，已从高中退学，步母亲的后尘，在餐厅当起了服务员。她结识了比自己年长七岁的蓝领工人伍迪·麦考维，六周之后，便在对方甜言蜜语攻势之下，步入了婚姻殿堂。十八岁的时候，诺玛·麦考维自己也当上了母亲。但没过多久，女儿梅丽莎的抚养权，就被诺玛的母亲夺走，理由是此时连自己生活都无保障的她，根本就无力独自抚养小孩。没错，在此之前，因受不了丈夫的拳脚相加，诺玛已和麦考维办了离婚手续。在那之后，诺玛又怀了一次孕，生下的小孩则转送给了别人收养。

1969年9月，22岁的诺玛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此时的她，早已居无定所，流落街头。靠着替人打扫卫生挣来的微薄收入度日，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她花在酒精和毒品上。走投无路的诺玛，决定要去堕胎。此时的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已率先将堕胎合法化，但诺玛生活的德克萨斯州，却仍视此为非法行为。有钱的人，大可以辗转去纽约等地合法打胎；有胆量的人，也可以冒着手术失败的风险，去当地的地下诊所人工流产。但对诺玛来说，钱和胆量，她都欠缺。

就在这时，她经人介绍结识了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两位新晋女权律师莎拉·威丁顿（Sarah Weddington）和琳达·考费（Linda Coffee）。在她俩看来，德克萨斯州的禁止堕胎令，深深侵害了当地女性的应有权利，违反了美国宪法。她们当时正在寻找一名合适的原告人选，好将德克萨斯州政府告上法庭。很快，双方达成委托协议。身怀六甲的诺玛·麦考维成了原告，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告上了法庭，要求德克萨斯州取消堕胎禁令。

整个官司打得旷日持久，最终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此过程中，诺玛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哪怕一次，全部事宜均交给两位律师代理。审判过程中，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法庭也未公布诺玛的真实身份，仅用化名“简·罗”来做代称——也就是如今这部纪录片《又名简·罗》的片名由来。而且，因为不想触犯法律，又实在等不到官司判决的关系，诺玛最终还是选择生下了腹中的小孩，随后再将他送给别人收养。

1973年，最高法院终于宣布“简·罗”胜诉，德克萨斯州乃至全美各州，从今以后都必须立法保障女性选择堕胎的自由，因为，这涉及到了宪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于是，美国社会史、司法史、女性史就此改写，两位女权律师赢得各种荣誉，但诺玛·麦考维却被埋没在了“简·罗”的假名背后，依然过着她社会边缘人的困苦生活。

由女权组织代言人变身反堕胎运动旗帜人物

虽然“简·罗”的官司轰动一时，但由于被掩盖在假名之下，官司之外的诺玛·麦考维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改变。一次，在一家水果店顺手牵羊的时候，她被女店员康妮·冈萨雷斯（Connie Gonzalez）抓了个正着。不过，后者并未选择报警，而是让她带走了那些蔬果。很快，诺玛与比她年长16岁的康妮·冈萨雷斯成了一对。早年间在女子感化院的那段经历，让她能欣然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不过，最初几年里，即便是对自己的这位伴侣，她也始终守口如瓶，不曾透露过自己就是“简·罗”。

直到1980年，看到报上有人公开质疑“简·罗”是否纯属杜撰时，诺玛终于决定不再沉默。她要站出来，以真面目示人。她结识了著名的女权律师格洛丽亚·奥瑞德（Gloria Allred），后者带她参加各种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活动，介绍她认识了支持女性权益的好莱坞名流，还安排她去念了口才训练班，培养诺玛在大庭广众公开发言的能力。

1989年，诺玛·麦考维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性控诉》（Roe vs. Wade），女星霍莉·亨特（Holly Hunter）还凭诺玛·麦考维这个角色，拿到了一座电视艾美奖。

诺玛·麦考维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性控诉》，霍莉·亨特饰演诺玛·麦考维

1994年，诺玛出版自传《我就是简·罗》，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面旗帜。她还在家乡达拉斯主理着一家堕胎诊所，为寻求“选择权”的女性同胞提供帮助。

不久，就在诊所隔壁的房子里，搬进了一家名为“拯救行动”的公益组织，那是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反堕胎组织，负责人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宾汉（Flip Benham）的中年牧师。很快，两家单位合用的停车场，就成了全达拉斯最热闹的地方。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的老老少少，没日没夜地在这里摇旗呐喊，针锋相对。不过，私底下，诺玛·麦考维却和菲利普·宾汉成了朋友。按照她在第二本自传《爱无不胜》中的说法，是牧师的大爱打动了她。

1995年，48岁的诺玛辞去了堕胎诊所的工作，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她加入了“拯救行动”，随同宾汉等人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以亲身经历宣讲堕胎的种种坏处（尽管她本人其实从未堕胎），甚至委托律师重新打起了官司，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推翻1973年的审判结果，重新宣布堕胎为非法。甚至，为了迎合教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诺玛宣称自己与康妮·冈萨雷斯只是室友关系，在公开场合甚至都以“我阿姨”来介绍后者。此外，她还成立了自己名下的基金会，接受各种捐款，再加上自传《爱无不胜》高达8万美元的稿酬，她终于过上了还算不错的生活。

诺玛晚年成了反堕胎运动的旗帜人物

就这样，诺玛·麦考维由女权组织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了反堕胎运动的旗帜人物。但在另一边的女权阵营看来，她毫无预兆的“投敌叛变”行为，带给他们的打击着实不小。他们公开批评诺玛背信弃义的做法，指责她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为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再次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才有了这样180度的大逆转。

2004年，康妮中风病倒，花去了两人不少积蓄。2006年，诺玛找到达拉斯媒体，公开求助——“我们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不久之后，诺玛离开了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另觅他处居住。2017年2月18日，她因心力衰竭在德克萨斯州一家养老院内去世，葬礼由“老朋友”宾汉牧师主持。她的离世，也被反堕胎组织视为一大损失。

谁曾想到，三年之后的这个五月，诺玛·麦考维的人生故事竟又再度彻底反转。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纪录片《又名简·罗》回顾了诺玛·麦考维跌宕起伏的一生，如何从不良少女变成女权组织的代言人，之后又毅然跳槽到敌对阵营的整个经过。影片进行到大约一小时处，导演尼克·斯威尼又来养老院探访她，鼻孔里还插着吸氧管的她，说自己还有些“临终忏悔”要坦白。

“过去这些年，福音派是不是拿你当自己的战利品来看待？”导演问她。

“当然啦。我是名人嘛。”诺玛回答说。

“他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是你在利用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种互相利用。我拿他们的钱，他们让我出镜，安排我说那些话。他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得可好呢，我是个好演员。”

诺玛·麦考维晚年在养老院接受纪录片导演尼克·斯威尼的采访

按照导演事后的说法，那一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确定诺玛究竟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堕胎自由，他再次追问，想要确认对方在这件事上的真实看法。

“如果某个年轻女性想要堕胎的话，那没问题啊。那是她自己的事，跟我没啥关系。所以他们才管这就叫选择权嘛。也就是说，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随后，导演设法获得了诺玛·麦考维历年来的纳税资料。报表显示，这些年里她从各种反堕胎组织收到的以“礼金”为名的各类报酬，总计为45.6911万美元。换句话说，真的就是全为了钱。

又或者，还有别的什么理由？

牧师申克（左）承认付钱给诺玛请她参加反堕胎活动

拿着诺玛的这段“临终忏悔”，导演直接就找上了宾汉牧师。后者虽然也表现出了非常意外的神色，但却矢口否认自己给过诺玛任何报酬。相反，过去也曾和诺玛长期并肩作战的牧师罗伯特·申克（Robert Schenck），倒是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诺玛此言不假，因为他自己所在的反堕胎机构每次找她做活动，就都会付她钱。“光是她的形象，就能为我们这种组织带来不少数目很大的捐款。相比之下，我们付给她的钱，根本不值一提。有好多次，我都想要再给她加多点钱，但再怎么加，她都是吃亏的。”他在影片中表示：“我们这些人利用她的做法，其实非常不道德。”

但是，曾与诺玛频繁合作的牧师弗兰克·帕冯（Frank Pavone），却否认自己所在的组织曾支付给诺玛报酬。他还在影片中分析说，诺玛晚年住进养老院后，许多过往与她互动频密的反堕胎人士，都渐渐淡出了她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一点让她感到了怨恨，所以才会在纪录片中“做出这种报复行为”。

总之，斯人已逝，谁都没办法再追问九泉之下的诺玛·麦考维，关于她的最真实、最终极的想法。

在女权阵营看来，纪录片的播出，终于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还了她们迟来的正义。民主党女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闹了半天，原来反堕胎运动有很大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但在另一边看来，别说诺玛的什么“临终忏悔”，就是这整部纪录片，都大有可疑。牧师弗兰克·帕冯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诺玛生前曾跟他说起过有人找她拍这部纪录片的事。在发给他的手机短信中，她说自己是“收了钱的”，而且很高兴“人生最后阶段还能再赚点钱”。反堕胎律师艾伦·帕克（Allan Parker）也质疑，是不是导演尼克·斯威尼“付了她一笔钱，跟她交上了朋友，最终又背叛了她”。面对质疑，导演也只好再站出来做澄清。他告诉媒体，自己确实曾经付给诺玛一笔费用，为的是能在影片中公开使用她的一些私人旧照片，但那并不代表花钱雇她来拍这部电影。

无论如何，说诺玛·麦考维就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社会在堕胎问题上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应该毫不夸张。人生前半段和后半段，她分属两大阵营，都起到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她当年的态度转变，究竟真是出于上天感召，幡然悔悟，还是像她去世前所说的，纯粹是贪图金钱，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恐怕每个人都自有答案。关注此案多年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律系教授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曾经说过：“我觉得她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于堕胎问题，她这一生，也确实态度复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她成了美国堕胎问题的一个象征，因为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