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第一本传记由一位算起来还年轻的作者写就——埃德蒙·戈登完成这本书的时候34岁。据他自己所写，他研究准备写作这本书用了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从29岁开始就在调查研究安吉拉·卡特的生平。
安吉拉在他这段年纪写出了《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染血之室》、《烟火》、《萨德式女人》等作品，恰好是写作欲望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在这几年，她旅居日本，邂逅了荒木创造，陷入爱河。在东京战后奢靡空虚颇具赛博朋克味道的环境里体验生活。经历了各种露水情缘、堕胎（与读者想象的不同，卡特在思想上看似超前，但堕胎一事在道德感所制造的类似生理性的恐怖依然折磨着她）、与保罗·卡特离婚（至死都保留着来自保罗的夫姓，这个行为非常不像安吉拉）、与小她十几岁的韩国少年高陷入爱河，离开了高后又再次勾引他（安吉拉去世前一年，高在东京跳楼自尽，未留下只言片语）。即便用大众对艺术家的偏见来看安吉拉这段时间的经历，也未免有些浮躁夸张。而这一时期她的作品所展现出的背叛一切的风格，即便到现在也令人在惊叹之余目眩神迷。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 埃德蒙·戈登著，晓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守望者2020年5月版
安吉拉·卡特很容易吸引少年人——叛逆、性解放、各种禁忌话题和性别战争，当然她远不止于此。她的叛逆是从世界内部将其翻转，尝试完全相反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她挑衅男权与威权，藐视一切，但她也心甘情愿（经历了抗争后的妥协展现了更伟大的勇气）败给死亡和被忽视，我宁愿相信她无奈的妥协下是藐视。她的语言华美到难以置信，作品中充斥着人性里最丑恶又最勾引人的元素。她的作品本质上却是严肃而政治化的：越是道貌岸然伪善横行，她作品里的讽刺就越刺眼。
欧美文学充斥着无聊的中产白人故事，姑且美其名曰现实主义。提起严肃文学作品，少有读者会将其与幻想联系起来。无论是上世纪前半页的科幻黄金时代还是下半页的拉美文学爆炸，似乎都未能在人们潜意识中留下幻想的底色。
安吉拉·卡特
相较于魔幻现实主义，卡特的作品走得更远。她不断地否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口头上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脱离了拉丁美洲便毫无意义”，虽然传记作者戈登认为这是她对自己作品的掩护——不可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卡特的影响——但卡特所创造的文体的确难以用任何风格框架。她对民间故事的偏爱、对各种幻想文类的探索、以及她非刻意的反经典审美意图，结合她本身诗性的才华和对英语语言极其敏感的迷恋，融合而出的文本华美至极。而她近似疯狂的两性观点，对色情文化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的解构重述，还有难以概括的女性视角，使她的作品充满审美体验上的极致享乐。但这种享乐之下的艰深和某些时候刻意的无意义让她的作品并不好读。这一切都让她深深地激怒了主流文学界。
如今看来，没人能否认她作品中的经典性和严肃性，但她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没得到过任何主流文学大奖。“现实主义”统治下的颇有些反智的“精英学者”们故意忽视她。
《马戏团之夜》在布克奖上输给了库切那本平庸无聊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她尚且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到1991年，她身患癌症，《明智的孩子》未进布克奖短名单，她遗憾地认为“他们连同情票都不给我”。此时的她不知是被病魔击溃还是对自己多年的被忽视终于认命，说出了这句在我看来完全不属于她的自辱。
安吉拉生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她母亲Olive对她的控制到了病态的地步。对女儿的宠溺造成了安吉拉从小过度肥胖，后来她减肥也到了病态的地步。类似的母女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折磨着耶利内克写出了《钢琴教师》，但安吉拉·卡特在文学层面的反应精巧又恐怖——她写出了《魔幻玩具铺》。安吉拉的母亲临终时也没原谅她与保罗离婚，而安吉拉自己与母亲的和解则是十几年后，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身为人母。
安吉拉与外婆的关系相对好得多，不过外婆的形象对她来说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温暖，她作品中展现的外婆这个音符的变奏——小红帽中外婆被砍掉的手，多少反映了她心目中外婆这个形象温暖之外的某种叙事上的刺激。不同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刻画家人的做法，安吉拉笔下的亲人或多或少都有些cult，或者美学意义上的变形。她19岁就跟Paul Carter结婚，在Paul不知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抑郁消极状态下做了几年家庭主妇。在这段难以说是幸福的婚姻生活里她写出了一生中大部分长篇作品。
待她彻底离开日本回到英国，她找到了一生中最合适的爱人——马克。马克小她十五岁，英俊高大一头长发，极其安静，跟安吉拉·卡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过世。卡特四十多岁高龄才冒险生下Alex，去世前，因为担心遗产问题，她才在生命尽头与马克登记结婚。安吉拉同时代的男人令人恶心的男权意识和腐朽的中产气息可能并不适合她，所以她一生最合适她的人才小了她一个时代。
安吉拉·卡特
卡特拒绝以威权语调阐释经典作家。在她看来，莎士比亚是“大众娱乐家”，将莎士比亚推向神坛是统治阶级确立自身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方式。在《明智的孩子》中，她用二百五十页的喜剧语调粗俗地映射了莎士比亚。她对女性主义对女性气质粗暴的解释极为反感，拒绝相信男女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一点上，仅从文学角度来看，她的观点与伍尔夫相似，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是“双性人”，卡特认为劳伦斯“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女性作家”）。
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都对英语极其敏感，伍尔夫更多的是音韵上和意识层面上的诗意，但卡特对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嗤之以鼻；对伍尔夫本人，卡特觉得她浮夸好显摆（不无道理），她嘲讽伍尔夫为了“露一手”会刻意训练自己某种技能，批评伍尔夫作品中那股子“布鲁姆斯伯里精英们的自命不凡”。卡特对伍尔夫那些经典作品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很喜欢《奥兰多》，曾参与将其改编成歌剧。
卡特对当时很出名的女作家有些矛盾的批评，比如她当面指责拜厄特的文学方向“没有意义”，私下却承认拜厄特是非常聪明的作家，博览群书态度严肃，她自觉相较之下无能又轻浮。她喜欢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曾去寻找他的墓碑，认为他与“博尔赫斯有古怪的相似之处。”对于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她嘲笑他是个小丑。她觉得阿瑟·克拉克极其无趣。苏珊·桑塔格演讲说自己五岁读狄更斯，十岁开始读大部头著作，她在台下跟人吐槽：“你能信？”
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言行之下所隐喻的，是卡特自身被严重忽视的文学价值。
卡特对自己的价值有清醒的认知，也可以说她很自负。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想要出名。对比她同时代的萨尔曼·鲁西迪、安东尼·伯吉斯，甚至小她一个时代的伊恩·麦克尤恩，她太边缘化了。她有意参选当布克奖评委，但介绍她的时候，评委会给她贴了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标签。她在生命末期蓄意激怒公众的《神圣家族影集》可能原本并没那么刻意“渎神”，但她确实想故意激起浪花。
卡特比她喜爱的艾米丽·勃朗特幸运得多，她生前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已经获得盛誉，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改编的电影作品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从她过世伊始，她瞬间成了反经典英雌（用这个词我还斟酌了一下，卡特自身对女权化新语言的运动也不支持，她认为语言威权化的压迫对象不分男女），而她本身成了经典作家。她去世二十年后，她的文学声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她的作品在近十年前被引入中国，国内读者对她的阅读也经历了从对Fairy Tales的重新认知到欣赏她的严肃性和经典性，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着重关注她文体的诗意。但十年来，国内大部分读者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
BBC的《英国小说家的自白》和18年新出的纪录片对她的生平罗列有限，尤其那部纪录片，只是着重用画面表现卡特作品中的感官美，具体的纪实资料并不算多。影片中引用最多的影像资料，就是卡特过世前一个月，BBC的Omnibus摄制组留下的采访。画面中的卡特面色红润气息急促语速飞快，微笑之下依然是嘲讽与不屑。七十年代，著名的布克奖颁奖典礼直播上，女主持不知卡特是谁（也不能怪主持人），卡特带着黑框眼镜，温和而坚决的形象也成了关于她的注解。
安吉拉·卡特
这本传记不算巨细靡遗，对卡特作品的研究也没什么新颖的建树，大多是将几派不同的评论意见列出，再总结般写出个人趋附于“正确”的观点。不过对于卡特个人主义和女权男权两方的矛盾描写得很深入。对卡特“政治正确”的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约翰·贝利（爱丽丝·默多克的丈夫）在卡特过世后写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传记对此的回应写得非常精准。作者对卡特居住旅行生活过的地方的描写细致入微，对英国很多建筑风格的描绘充满了智识上的美感。
有关卡特过世前这段时间的资料少之又少。传记中用尽可能冷静的笔调平缓地叙述了卡特最后的时光。卡特对Alex并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她始终视儿子为成人，在他婴儿期也拒绝说Baby Words。导致婴儿期的Alex一度语言能力发展缓慢。Omnibus中，卡特给Alex读书的片段，是卡特一生中最令我动容的时刻。
她是个勇士，与死亡的抗争和她一生反抗权威的精神一以贯之。她不断构建的自我展示在很多人面前时可能最终呈现出了神仙教母的形象，但她自身想必是不屑于理解妥协的选择的。对她的神化可能是她想要的，在这样一个符号下的她会如何嘲笑自己也成了某种威权呢？
卡特说：“三十岁时，要是我知道五十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割腕自杀的。”《明智的孩子》里，朵拉·欠思说：“这些灿烂的间歇有时会出现在生活不和谐但可以互补的故事中，如果你决定在这里停下，不再继续向前，那么你就可以管它叫大团圆结局了。”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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