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一场注定不会白头偕老的婚礼

（原标题：“讲故事的人”约翰·伯格：一场注定不会白头偕老的婚礼）

英国艺术史家约翰· 伯格晚年的作品《到婚礼去》讲述了患上艾滋病的女孩与恋人结婚的故事。言辞激进的伯格在晚年变得温柔，但他不是只书写爱情的小说家。《到婚礼去》囊括了他生命中所有在乎的维度：政治、历史、族群、讲故事的技巧，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爱。

撰文丨李玮璐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形象，是《观看之道》里离经叛道的艺术评论家，但伯格在晚年为自己所做的定义，则是“讲故事的人”。伯格的晚期作品《到婚礼去》，为其虚构小说的中文翻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婚礼去》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希腊的市集上，盲人佐巴纳科斯售卖一种祈愿符“塔玛”。他与前来买塔玛的铁道工尚·菲列罗交谈，由此得知铁道工的女儿妮农患病，“哪儿都不舒服”。随后，盲人跨越时空的阻隔，从不同人的讲述那里听到了这位23岁女孩妮农的故事，拼凑出了她的人生：

妮农与吉诺甜蜜相恋，未曾想她忽然查出身染艾滋病，这是在与吉诺相识之前的一段露水情缘所致，所幸并未感染到吉诺。但吉诺毅然决定与妮农结婚。于是，妮农分隔多年的父母分别从各自居住的城市出发，前往意大利的海边小镇参加这场注定不会白头偕老的婚礼。故事中穿插了众人对往事的追忆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到婚礼去”的动作中，情节螺旋向前推进，最后抵达婚礼现场的终点。

《到婚礼去》，（英）约翰·伯格 著，郑远涛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9年10月。

创作伊始，仍是拉风的老年人

在创作《到婚礼去》时，伯格已近古稀。他在青年时代曾做过画家、曾给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讲授艺术普及课，他还在报刊杂志上撰写言辞激烈的艺术评论，制作极具挑衅的电视节目，与英国艺术界的权威展开口诛笔伐。他的人生底色是充满了斗志的左派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上世纪60年代他迁出伦敦，移居到欧洲大陆，最后在法国山区的小村庄昆西定居，他的文风也发生了改变，他变得温柔与细腻了。

《到婚礼去》便是在这样一个中晚期的风格下写就的。小说在1995年出版，当时伯格已在昆西居住了几十年，他已然融入了当地农民的生活，他的日常劳作里包括耕种与放牧，他的邻人是农夫与牧羊工。这也是为什么在《到婚礼去》中，他写铁道工骑行前往婚礼的长途跋涉，路上所遇到的人，尽是大时代背景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新时代的黑客大师、贫穷的老妇人、牧羊人……细节的逼真也不仅来自于他的生活环境，还来自他的切身经验。伯格是众所周知的摩托车爱好者，铁道工的摩托之行在他笔下因此生动而具体。“红色本田CBR”、“用左脚脚趾挂二挡，到达电话亭时又加到三挡”、“他的马达变得过热，电动冷却系统自行开启”——我们想象，他对摩托车的熟稔、对皮衣皮靴骑行装束的喜好、对骑技的娴熟——都形成了肌肉性的牢靠记忆，他书写铁道工的骑行时几乎就是在书写他自己。毕竟，在他的生命晚期，他都一直还是个穿着皮衣骑着摩托车的拉风老年人。

约翰· 伯格(John Berger)，英国艺术史家。1952年，他开始为伦敦左派杂志New Statesman撰稿，并迅速成为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他有多部艺术专著，如《观看之道》、《看》、《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毕加索的成败》等。

当然，《到婚礼去》的创作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艾滋病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上被正式命名以来，已夺取无数人的性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鸡尾酒疗法普及之前，病患往往得病后就仅剩几年时光，而且会在痛苦中死去，它是让人类闻之色变的疾病。在《到婚礼去》这本书英文版的版权页有如下说明：本书所有版税捐赠给某艾滋病研究机构的病人及其家人。而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事实上，伯格写作本书，是因为他的儿媳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尽管他在知道儿媳生病之前已经开始研究该项目。”作为一直将目光投向边缘群体的作家，伯格对艾滋病的关注是能够理解的。他关注移民劳工（《第七人》），关注乡村医生（《幸运者》），他也为每个主题选择最适合的表达体裁。

朝向远方的故事：平平无奇，暗藏玄机

这样子的故事看似平平无奇，但在叙事上又暗藏玄机。

从盲人佐巴纳科斯的叙事开始，整本书常常遭遇布莱希特式的“中断”：盲人的声音自书页中“神出鬼没”，打破人物当下的流畅叙事，让读者从中跳脱出来。伯格这样一位观看的专家，写下的却是一位盲人的所见所闻，这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妮农的婚礼则采用了将来时态，仿佛是一场想象中的婚礼。我们不能确定妮农的故事是否真实发生了，必须小心阅读，不错漏一个细节。这种叙事安排的意图，不仅是构建虚构之虚构、讲述故事之故事，还在于让读者在“间离”的喘息中去反思。

于是，在最直接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就像在观看一幅立体主义者的画作一样，我们会感到眩晕和迷茫，这种冲击非常直接。伯格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把一个故事讲得仿佛它是唯一的故事，这种时代已永远不再。”（Never again shall a single story be told as though it were the only one. ）。《到婚礼去》在不同场景间的切换，可以说是叙事上的立体主义，自不同角度切入，得到的阅读体悟各异。而故事必须经由每一个参与者讲述，如此一来，声音的交叠才立体和真实了起来。故事里的这些嗓音相互补充，是叙事的合作者，是伯格的讲故事同谋。

我们可以把《到婚礼去》看做是朝向远方的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朝往远方前行。但事实上，是尚·菲列罗这个异乡人来到希腊，来到盲人佐巴纳科斯的跟前，带来了这个故事。书中的这些地名，并不能随意替换，它既是地点位置本身，也有文化上的内涵。换句话说，伯格的故事并非随意选择地点和时间，并非仅有其情节内核。盲人佐巴纳科斯居住在希腊雅典，这是欧洲文明的象征。妮农的父亲尚·菲列罗骑行时自西往东横穿了意大利。妮农的母亲泽德娜则是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出发，乘坐大巴及轮渡，来到意大利海边小镇戈里诺。这时候，捷克与斯洛伐克刚刚和平分手，书中的泽德娜心中必定滋味百般。

整个故事的触角产生了许多分支。伯格的写作野心，是将个体经验与大环境、历史、家国命运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欧洲的故事，而非属于他的母国英国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特定历史、特地地域的故事，具有独一无二的气质。

爱的回归：他在晚年变得温柔

归根结底，《到婚礼去》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书写爱情故事，本质上是一种记录。吉诺与妮农的相逢便是一个象征：他当时身上挂着一台相机。一如摄影大师巴赞所言：“摄影不是创造永恒，而是给现实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腐朽。”因为吉诺的出现，因此有了爱，因此有了爱的具体表征——婚姻，因此父爱母爱友爱，悉数登场。也因此有了记录，有了这本书。

情爱毋庸置疑，人们对爱的朴实觉醒也甚为可贵。在最动人的一个段落里，铁道工在骑行途中看到路边的一个神龛，他便停下来折返回去，隔着栅栏向圣母祷告。这时候文本变得具有一种沉重的气氛：“孩提以来，尚（铁道工）就没有祈祷过。……但是如何隔着一个栅栏祈祷？他站在那里，我从他的肩胛之间读懂了他的疑问。我知道他如何回答。”——在伯格的书里，不仅盲人能“看见”，沉默的背影也能说话。在感官的外延，我们读到了无限的可能。

妮农生活在一个艾滋病尚未找到有效治疗手段的年代，染病即意味死亡。对疾病的无知又带来了恐惧和有色眼镜，妮农在街头因艾滋病被陌生路人侮辱的情形，在时下也并不少见。历史不仅仅只是过去的时间，还有无声的眼泪凝固其中。伯格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历史的创伤。但他又是克制的，寥寥几句话，尽是许多人、许多族群的一生一世。他的写作原则中亦包括这一条：不作解释，只作暗示。

尽管伯格在晚年变得温柔，但他并非退缩成只会书写爱情的小说家。《到婚礼去》当中体现出的野心，囊括了他生命中所有在乎的维度：政治、历史、族群、讲故事的技巧，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