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导览云冈石窟：千年一窟看云冈|石窟寺|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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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高丹实习生刘兴林

云冈石窟，一部1600年的石头史书，拥有51000余躯石雕造像，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年代最久远的古代石窟群之一。我们到云冈石窟该看什么？古人如何开山凿出5层楼高的大佛？未完成的石窟如何保留当年施工现状？为何百年前日本人要到这里寻根，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在这里有什么发现？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王南在云冈石窟进行现场直播，带领读者穿越时间的距离，一起破译了古建筑中的文化密码。

山西之行：追溯先贤的足迹

梁思成先生的弟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曾回忆，梁思成当年教导学生时曾谈及，“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秉斯旨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因而研究中国的建筑，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自朱启钤于1930年创办营造学社后，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等学社成员走过了全国近200个县，调查了近千处古建筑，其中许多是新发现或新识别的，开创了一代学术传奇。而在所有的田野调查中，山西是重中之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在山西，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了古代建筑第一瑰宝——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推翻了日本学者此前关于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只有日本才保存有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如今，山西仍然是全国古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仅存的几座唐代建筑都在山西；宋代以前建筑仅存百余，70%在山西，此外，这里还有明清古建万余座。

林徽因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女弟子宁公遇”

今年的5月18日，“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人文清华讲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山西行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清华师生将跟随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的足迹，考察经历近三千年风雨从西周绵延至今，中国古老而优美的建筑群晋祠；前往屹立近千年、创下世界之最的辽代应县木塔；调研汇聚中外古代文明精华，距今近1600年的云岗石窟；探访中国古建筑第一瑰宝、展现大唐风采的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建筑。本次的云冈石窟之行就是该系列活动的组成之一。

营造学社的大同之旅要回溯到1933年，当时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到大同考察。当年他们本来是到大同测绘辽金的寺庙，之后觉得云冈石窟是艺术史上的杰作，顺便想来开开眼界，结果一到这发现，云冈石窟是如此伟大的石窟式建筑，而且还有建筑中的建筑，在这些窟里有很多北魏时期的木建筑的图像，甚至有来自世界很多地方的外域建筑形象。

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等赴云冈石窟考察途中

石窟雕凿：情专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

王南在其所著的《云冈凿岩》中谈及石窟的雕凿办法：石窟之开凿实为“负建筑”之建造，比之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费时费力无数：据南北朝史料记载，当时建造一所大型木构殿堂，工期一般不超过十个月，而一座窟室的凿成，因岩石软硬不一，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龙门石窟石制坚硬异常，故宾阳三洞之开凿，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此处所谓一个“工”即一名工匠一天之劳动量）仍只完成了窟体大部与北洞造像，中国各大石窟之开凿真是无数匠人以“情专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

且石窟之雕凿，不是一般体力活，而需周密规划、精心施工，因为是“减法”之建筑，稍有缺陷雕凿过当，则难以补救，不若土木结构之“加法”建筑，可以随时拆改、反复垒砌。地面“加法”建筑为由下而上建造，石窟“减法”建筑则恰恰是自上而下凿成。

窟室前壁门洞的上方往往开有明窗，既是窟室采光之必要设计，更是施工的首要步骤之一：正是明窗的开凿使得整座窟室的开凿有了上部的起始点和工作面，自明窗洞口凿入，逐步将窟室上部空间凿出，废石由明窗及门洞渐次运出，一步步实现对整座窟室的凿岩工程。云冈大佛窟中，明窗位于大像胸前部位，观者在窟外透过明窗方洞正好欣赏到大佛庄严慈悲的面部与目光，这是云冈石窟感人至深的一幕。

云冈石窟第12窟南壁明窗顶部

“我们可以尝试在这幅画面之前闭目想像：北魏的大匠们起初对着这面原始的峭壁，脑海中已如米开朗基罗所言，在石壁后方看到了大佛的造型和洞窟之空间形象，只是盘算如何把多余的石块凿去而已；于是他们在壁面先凿出高处的方形窗洞，进而进洞开凿大佛头部周边的空间，小心翼翼留出大佛头部之轮廓，以备继续对之精雕细刻，碎石粉末飞扬四溅，一堆堆废料从窗口运出；随着时光流逝，工匠们所在的地面由高处逐渐降低，周边空间越来越宽敞，可容更多人一起劳作，大佛的头部与上半身逐渐浮出石面，碎石开始由窗洞下方开凿的门洞输出，直至数年艰辛砍凿后的一日，最后一披碎石渣由大门移出，大佛之雏形最终呈现于巨大的洞窟之中，当然这些巨大的石坯还等待着被顶级匠师们雕琢出肉髻、面庞、耳垂、躯体以及来自西域或中原风格的衣纹、微妙地反映出内心世界的手势、背光中各色华丽的装饰，当然最后还要用最瑰丽明亮的石块安在眼眸位置上进行画龙点睛……”王南谈道。

佛像如何一步步被中国工匠翻译成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

石窟寺从印度开始，第一站进入西域，今天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是典型代表。后面一站来到闻名天下的敦煌莫高窟，之后到了当时的凉州，也就是今天以武威为中心的地方，凉州石窟是影响云冈石窟最深的一种类型。等到传到了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建立起云冈石窟后，一个新的、伟大的纪念碑落成了。云冈石窟开始向各地辐射它的影响力，向南影响北魏后来的首都洛阳，向东影响河北山东，甚至一直到东北最远端的辽宁义县。所以云冈石窟相当于是向外辐射的石窟中心，甚至重新回头影响了凉州石窟、敦煌莫高窟。

云冈石窟后面的山崖，东西一共长一公里，一共有两百多个大小窟，里面佛像超过五万尊，要理清它的大脉络首先要知道它的分期。按照著名学者宿白先生的分期，基本上最有名的云冈大佛，是第20号窟，跟它相邻的，从16到20号窟，就是第一期，即所谓著名的昙曜五窟。往东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基本上是建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往西是云冈石窟的最后一期第三期，建于迁都洛阳以后，39窟是第三期的典型代表。

云冈石窟16到20窟

最早的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四百六十年，今年也是云冈石窟的整年份，一千五百六十周年，整整26个甲子。昙曜五窟开窟的目的，学者推测是让五窟的五尊大佛一起来象征北魏开国的五位皇帝，从道武帝一直到文成帝。

影响云冈最重要的两种类型的佛像，第一种叫犍陀罗风格。犍陀罗在古代印度的西北边，今天巴基斯坦境内，这个地方由于受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佛像带有希腊雕刻的风格。头上的头发是希腊式的卷发，高鼻深目，像一个希腊美男子（太阳神阿波罗），身上披着罗马式的长袍，衣纹是凸起的。20窟较多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另一种是印度本土的笈多风格的佛像，头发变成螺发，脸变成了印度人的样子，最有意思的是衣纹，雕成一个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感觉，叫湿衣佛像。

20窟的大佛

犍陀罗风格和笈多风格这两种风格的佛像都是“有眼无珠”，表现佛在沉思的造型。但在中国来看不习惯，中国艺术家觉得传神写照全在眼神的刻画，所以给大佛安上了眼珠，明显带有“悲天悯人”的气氛，刻佛点睛。

“19窟有一尊典型的湿衣佛，典型受到笈多佛像的影响，可是中国工匠不太满意，随着北魏孝文帝的汉制改革，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开始穿汉服，北魏二期偏晚的佛像开始穿上南朝士大夫的袍子，褒衣博带。佛的造型就像南朝来的文人，有坐着的，有立佛的造型。因此能看到早期的大佛庄严肃穆、不苟言笑，往后期中国的工匠喜欢刻画微笑的、慈悲的风格。到第三期的很多洞窟里，这些佛像不仅是褒衣博带而且特别消瘦，这种艺术叫做瘦骨清像。”王南说。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包括佛经、佛教建筑、造像，都被翻译成了中国的风格，实际上最彻底的是连最基本的设计方法都是用中国一以贯之的规矩方圆去处理的，这样汉化彻底完成，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梁思成看来，“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但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塔即其例。”

第19窟佛像

石窟中为什么有塔柱

很多人觉得石窟是山洞，里面一堆大佛，但事实上石窟的正名应该叫石窟寺，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绝大部分都是寺庙。比如云冈石窟，在《魏书》《水经注》这些文献里它叫“武州山石窟寺”，在辽金时期这里变成了十座寺庙，是一个大型的石窟寺庙群。

王南在导览中以39窟为例介绍，“它是一个特别的窟形，是石窟非常经典的一个类型，能够很好解说石窟寺建筑的起源。这个窟是一个正方形的洞窟，中间立着一座大佛塔，叫塔心柱，参观这种窟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先沿着顺时针的方向绕塔一周。这是非常写实的一座北魏木结构佛塔。塔是个方形的塔，有五层，每一层逐渐地缩进，雕得非常细致。梁思成、林徽因的《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讲到，石塔是木塔的一种实仿模型。石塔忠实于北魏木结构木塔的原型，甚至檐下的斗栱叫一斗三升，有一个大栱在下面，上面三个小斗叫升，中间交替出现的叫人字栱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主体，是今天我们看云冈的时候会反复出现的一个主体。”

王南导览

这牵扯到石窟的真正起源，石窟这种建筑起源于印度，印度佛教在山清水秀、远离城市的地方凿石洞，僧人住在里面禅修，这种是毗可罗窟，我们翻译过来叫“僧房窟”。但是只打坐很难达到禅定的目的，禅定需要见到佛的形象，要有个“礼拜窟”，能够礼拜佛，所以还有个重要的石窟叫支提窟，我们翻译作“塔庙窟”。

“佛教在早期没有佛像，所以佛塔是佛的象征。我们在敦煌莫高窟其实是可以看到僧房窟的，就像一条走廊连接着两边的学生宿舍，每间里面有一个僧人。塔庙窟很经典，印度还留存有塔庙窟，在（39窟）里面可以看到印度塔庙窟的形象，中间站着的是一个印度式的佛塔。”王南说。

39窟中有塔柱

“建筑师从建筑上翻译印度佛塔的造型，把印度佛塔缩小成小小的塔刹，放在塔的最高处，下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楼阁建筑，这样佛塔的翻译工作就完成了，实际上在这一窟我们能看到翻译完成的作品，也是佛塔中国化的工作。佛教刚传进来的时候，在中国人心目中佛也是神仙的一种，既然你这个佛塔我们看着不习惯，干脆也用楼阁表现，把原本的佛塔作为象征，变成塔刹放在最顶上，塔刹是真正的象征。”王南说。

云冈石窟里最高的塔可以到九层。第六窟也是塔庙窟的形式，只是把中心的塔变成一根巨大的塔柱，二层的四个转角处立了四座九层的塔，这在云冈石窟是登峰造极的。金代重修云冈石窟的碑文里说道：用各种材质造佛寺或者佛造像，木头的、泥塑的、金属的，都没有石头的来的久长。所以造石窟寺是追求一种与天地同久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云冈石窟还屹立在这里。

石窟从印度的建筑发展到中国的演变过程中，是中国工匠把佛塔翻译成了中国的造型。看云冈的塔，有一百多种塔，也有很多种看塔的视角：看塔、看佛像的衣服、看手势、看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