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津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的记载，在贵州省博物馆中，就有鲵鱼形、牛头形、飞鸟形和鹅头形多种铜带钩。无论是铜车马、铜釜、铜灯、铜剑、铜镜或铜鼓等，这些馆藏青铜文物，都透着泥土久来侵蚀的斑驳之美。
今年是贵州省博物馆建馆62周年。不久前，酝酿已久的《征途——贵州省博物馆建成六十周年纪念专集》正式出版。“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书中《馆藏青铜器》一章。
半世纪的考古发掘，在贵州广袤的土地上，发现早起石器时代，晚至清代的为数可观的文物。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的绝大多数均来源于地下发现。这些文物中，以两汉时代的墓葬出土为主，它们体量悬殊，视觉感受殊异。从制作上看确实不乏让人产生欣喜的物件，或精巧，或细腻，或粗犷，或独特。
一、馆藏青铜器的组成及特点
青铜文物的馆藏数量逾千件。从器物类别上看有车马模型、釜、灯具、摇钱树、鼓、兵器、錞于、镜、钱币、带钩、俑等。这些馆藏的青铜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与周边青铜文化有着关联。今天来看这些文物，除了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之外，若按它们的艺术价值来审视，一部分可视为有着纯粹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是古人创作的青铜雕塑，如铜车马、摇钱树、铜俑这些文物。另一部分是实用性物品，但经过精妙的美术设计，可视为工艺美术品。
二、代表性文物点评
对于上述的两类馆藏青铜器，在此，我们各选择一些亮点的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着重介绍。
图1东汉铜车马
属于前一类的在兴义万屯汉墓中发掘的“铜车马模型”，长1.12米、高0.88米（图1东汉铜车马）。除了车与马的造型具有极高的可赏性外，在制作上分段构造的精湛工艺，也令人啧啧称羡。马的制作是将头、耳、颈、身躯、尾、四肢等分成十一段来铸造。车的结构分驾马、轮轴、车箱与蓬盖三部分，众多的部件采用了扣接、焊接、铆接、子母口套合四种组装法，并且还运用了压花、鎏金等装饰工艺。马的造型昂首嘶鸣，迈步向前。论造型，它与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青铜走马，均呈张嘴露齿，引颈作嘶鸣，并两耳直立，尾部上翘，迈左前肢行走状类似，与四川彭山汉墓中出土的陶马相比较，更令我们惊诧的是两者如同“孪生”，看那脖颈的弯曲，嘴咧开的程度，一条前肢迈开而蹄尖立地的状态，以及整体向上而又略有弯度的翘尾，近乎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陶马躯体更为丰满些。兴义出土的铜车马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它产自何方，是外来传物，抑或是本地“土产”，或许在当时，制作者们受风习、审美上的相互影响，而出现造型上的趋同性。
那些附有美术设计的实用物件，在馆藏青铜器中占多数，在这些物件上的那种与实用巧妙构合的艺术想象，使之在与其他省区发现的同时代相类物件比较时，亦毫不逊色。
首先谈谈馆藏的带钩，在我国历史上，始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而盛行于秦、两汉的，以铜质占多数的衣服上的带钩，在满足于腰带两端带头相勾结的基本功用之外，充分彰显了制作者的创思，精工细作，镶金嵌玉，造型异呈。司马迁的《史记》中，便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的记载。因为功用上的需要，它们无论做成何种造型，多呈弧形，并且有钩有钮。
图2鲵鱼形铜带钩
馆藏“鲵鱼形铜带钩”，在威宁中水地区西汉墓中出土，长10厘米，宽3.5厘米（图2鲵鱼形铜带钩）。其形大致如摇头摆尾游弋的鲵鱼，故而名之。古人把这件鲵鱼造型的带钩，做成头大身粗，尾长而渐细，上翘弯曲恰好成钩，构思巧妙！鲵鱼——民间俗称“娃娃鱼”的鱼种，原本在贵州的山溪河流中并不少见，以它的模样巧制的带钩，至今在其它地方的考古发掘中还未见有报道，仍可视为是一件孤品，由此，我们也很自然地将其当成“土特产”，是汉代生活在贵州这方地域上的古人所制。带钩上阴刻“日利八千万”五字隶书铭文，这是一句充满着商贾气息的吉语。从书法的角度看，不是出自于精擅书法的人士之手，字迹大大小小，刻画时率意而为，这几字或许为了表达佩戴人内心祈求财源滚滚的商业愿望。
威宁中水汉墓出土牛头形铜带钩
还有一件同墓出土的“牛头形铜带钩”，以牛头造型制作带钩同属罕见，馆藏这件带钩造型夸张，分居牛头左右的大弯角，上翘成弧形，如此地夸张牛角部分，仍包含有对实用便利方面的考虑，左角背中部的圆形钮，与右角相应位置的钩首，两者同处一侧面，妙处是使腰间带头勾结处，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微微张着嘴的水牛头。角背的钩钮，既保持带钩作用，又无碍牛头造型的美观。
还有一件发现于这座汉墓中的“飞鸟形铜带钩”，长仅7厘米，展翅飞翔的小鸟儿形状，头部弯曲成钩，双爪紧贴腹部，双翅排列的羽毛，以线刻纹样来表现（图3飞鸟形铜带钩）。
图3飞鸟形铜带钩
同样值得一提的精巧之作——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鹅头形铜带钩”，长12.8厘米。金银错工艺是在青铜器表面凿刻出浅槽图案，再将金银丝截作点或线，挤入槽内，捶轧后，以错石错平，产生辉煌华丽效果的装饰技法，被用于这件带钩的制作中。它，钩端纤细，形似鹅头，在钩身上错金错银，并以细线镌刻来表现鹅的嘴、眼、头羽及各类纹饰，在嵌金嵌银的工艺之外，还在纹饰之间排布了八枚绿松石。这些以动物为造型的小巧物件，在制作上完成了它们应具备的基本功用后，在造型以及修饰上，构思歧出，形态各异，归根到底，是缘于求美心理。
鹅头形铜带钩
“龙首柄铜釜” 高13.1、口径8.7厘米，在六盘水市黄土坡西汉墓中发现，釜柄上为龙头的造型（图4龙首柄铜釜）。所谓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锅。对于以龙的传人自许的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对龙的崇拜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祖先所创造的龙形象，一直都极普遍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世代生活中，这种以龙头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体现了这一形象的无所不在。
图4龙首柄铜釜
如果说论体量“龙首柄铜釜”算是一件小器，那么另一件与神秘丧葬习俗相伴的，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立虎索辫纹耳铜釜”，就是一件大得多的器物了。从它高32.8、口径44.3厘米的尺寸来看，“个头”上前者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图5立虎索辫纹耳铜釜）。
图5立虎索辫纹耳铜釜
在贵州赫章可乐这个地方的汉墓中发现的铜釜、铁釜，有的套在死者头部，或置于头部侧边。这种葬式，被称为“套头葬”，至今在别处尚未发现，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现象。这件文物外形上最为突出的是，口沿边铸造两条对称的猛虎，姿态造型一致，张嘴，尾上扬，虎的眼、耳、须这些细微处，以线刻表现。这种铸虎为饰的器物，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不仅只有这一件，还有一件是在正安汉墓出土的“铜虎钮錞于”，时代与铸虎铜釜应该比较接近。錞于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在云南出土的贮贝器，贮贝器的器盖上，装饰了各种人物动物雕像，其中有一件上就有左手横抱錞于，右手拍击其顶部的人物造型。可见錞于在古代是乐器。正安出土的这件錞于，高55厘米、最小口径22.5厘米，中空，器形瘦长，盘状的顶部正中，铸了一只作欲扑跃状咆哮的猛虎，盘下短颈，鼓腰，直筒（图6铜虎钮錞于）。这只錞于上的铸虎与“立虎索辫纹耳铜釜”上的那两只相比，精致程度，此虎不如彼虎，但是在造型上去却颇为相似。
图6铜虎钮錞于
还有一种见诸日常生活的器具——青铜灯具。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高仅26.5厘米，这盏灯的底座作昂首迈步的乌龟，给予人坚实稳固的感觉，龟背上坐着的人物高鼻大眼，如同连枝灯中人物形象的处理方式一样，同样是双手放于膝上，头部顶着灯杆（图7龟座踞人铜灯）。
图7龟座踞人铜灯
这种头顶托灯的造型，在毗邻的云南省也出土了精制之作，如个旧出土的东汉“铜俑灯”（李昆声《云南艺术史》），底部是人物屈膝跪坐的姿式，双手平伸，手与头部各托一盏灯，看上去简练利落，一目了然。这件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当我们凑近细看，它的制作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形象生动的乌龟，采取忠实于真实物象的铸造手段，人物则取反差较大的夸张变形的处理方式，头大身细，最为惹眼的是有着一个大鼻子，坚挺而突出地大，这一写实一夸张的手法放在一起，并不让人感觉有什么不协调之处。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馆藏中，还有造型丰富，纹饰各异的兵器。青铜兵器历来是古代青铜器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支系。著名的有勾践所用的青铜宝剑，以其极锋利的刃部，复加遍饰剑身的菱形纹，以及在剑格上采用嵌满蓝色琉璃与松绿石，这些艺术的装饰处理，还有剑上的八字鸟篆铭文，使其具备了研究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发展源流等多重价值。以此古青铜兵器话题局限在我们的馆藏来谈。在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铜剑”，形状也是非常奇异的，作为剑身与剑柄之间的护手——剑格，显得比较宽，剑的刃部却弯曲如波（图8一字格曲刃铜剑）。
图8一字格曲刃铜剑
图9铜柄铁剑
在赫章可乐出土的铜柄铁剑十余件（图9铜柄铁剑），剑身已锈蚀不堪，惟有铜柄上的饰纹完好如初。除上述剑外，还有出土地为：威宁中水的“M形内铜戈”（图10 M形内铜戈）、赫章可乐的“长方形内铜戈”，普安县铜鼓山的“心形铜钺”（图11心形铜戈）、“铲形铜钺”（图12铲形铜戈）等。在认真地研究欣赏那些附于它们身上的装饰及造型后，若按类评析，笔者以为可分为造型大众化而刻意于纹饰者，如那些铜柄铁剑、“M形内铜戈”。剑即剑的一般式样，戈仍为戈的普遍造型，然而纹饰则各个不同，是制作者倾其才智之所在。另一类则纹饰淡化或省略，专意于造型，前述的“一字格曲刃铜剑”、“铲形铜钺”这几件，作为已被专家们认定了的某种兵器，它们的造型显得有些“怪异”，它们的形状与生活中所见的某一物象相似，所以被专家们形象化地冠名了，在满足于兵器功能的前提下，将造型作了如此如彼的创造，不能不认为是古人视觉美感意识的丰富表露。
图10 M形内铜戈
图11心形铜戈
图12铲形铜戈
考古专家认为，将这些出土的兵器与几近同时的中原兵器形制相较，所存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考古发掘中，从普安铜鼓山遗址里，找到的那些铸造兵器的石范、陶模，印证了古代贵州有生产兵器的情况，强化了认为它们具有地域特征的说服力。
铜镜也是古人见诸生活日常的东西，由贮水铜盂，水面照人的铜鉴演变形成的，故有人以为铜镜即铜鉴的扁平化，正面磨光照脸，背面则铸以纹饰样，起着装饰作用。我们馆藏的这类器物，样式、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发现一致。具体而言，发掘于赫章可乐西汉墓中的日光镜，镜背正中的半球形钮，环绕钮座的连弧纹及在外一层环铸的“见日之光，长不相忘”的铭文，如此的铭文及纹饰布构组合饰镜，与中原汉镜风格保持毋庸置疑的一致性。于同时同地出土的四乳铜镜、星云纹铜镜、昭明铜镜（图13昭明铜镜）也是如此，大抵都是环绕着排布的乳钉纹、连弧纹以及夹在其间的夔纹，或者是圆圈的铭文带，大同小异。这些铜镜在当时无论是贵州地域所产，或由外传入，都是文化交往的实证。
图13昭明铜镜
最后要谈及的是铜鼓，这种我国南方与东南亚诸多民族所钟爱的礼乐之器，自古及今，代代沿用。大约2700年前便已出现，承传延续，至今仍为许多民族所使用，它首先是乐器，又兼具其它方面的功能，从早期铜鼓上的炊爨之迹，表明其经历了既是乐器又是炊具的初始阶段，是一种极特殊的青铜器。它的功能牵及祖先祭祀，丧葬习俗，民间喜庆，娱神又娱人。就铜鼓普遍的形状而言，通体以青铜铸成，分鼓面、鼓身，鼓面呈正圆，鼓身则分上部鼓胸，又称胴，中部为腰，下部是足三段。鼓面的纹饰，即中央凸出的光体，光体向外放射出多角花纹谓之光芒，两者组合的纹饰，称太阳纹。其外，有一圈复一圈的带状纹，称晕带或称晕圈，这部分纹样因铜鼓类型之异而各显特色，但基本按这样的顺序排布在鼓面上。鼓身可以装饰的面积宽，纹饰种类更为丰富繁缛，或动、植物纹，或几何纹，或竞渡纹等等，亦因鼓型不一，各有特点。铜鼓被专家们确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八种类型。馆藏有“石寨山型”、“遵义型”、“灵山型”和“麻江型”及。“石寨山型”铜鼓在赫章可乐西汉墓中出现，则是贵州省内已知时代最早的铜鼓。在历史的文献叙述里，也让我们再了解到古代贵州先民由来已久对它的珍视，翻阅《明史·朱显传》、《平播全书》、《遵义府志·金石志》等书籍，可以读到有关对铜鼓的记录。
图14石寨山型铜鼓
这件“石寨山型”铜鼓的大小、形制、纹饰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石寨山型”鼓标准器相似，故而划入该类（图14石寨山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只收藏有一面，是民国时期由广西流入贵州，后收藏于我馆。“遵义型”和“麻江型”以独具的特点，与其它鼓型大异，且最早发现于贵州，以出土地名而各自定型名，成为与之相似铜鼓的比照标准器。馆藏铜鼓多数为传世品，并以时代较晚的“麻江型”为多。石寨山型铜鼓铸造精致，纹饰繁缛。通体的纹饰，鼓面的太阳纹光体，如圆心居鼓面正中，与呈角状四周放射的光芒浑然一体。鼓胸，有锯齿纹，同心圈纹、船纹。船纹则是公认的“石寨山型”鼓的主要纹饰之一。这圈纹样由轻舟四只，俱作竞渡状相连而成，驾舟人头饰羽毛，多者四人，少者一人不等，姿态各异。以船饰鼓，对晋宁“石寨山型”鼓而言，不仅常见，而且丰富多变。“遵义型”、“麻江型”铜鼓的纹饰，采用几何图案。馆藏的遵义型铜鼓有两面，均出自遵义南宋杨粲墓，这座夫妇合葬双室墓中，每室各出一面。以男室这面鼓为例介绍，鼓面出沿，鼓胸微凸，有带状的扁耳一对。面鼓的纹饰，中心为光体，有四周放射的十二芒，从鼓胸及足，分布着乳钉、同心圆、三角、叶片、复线人字、复线菱形纹。鼓高28、面径44.2、腰径36.3、足径43.1厘米（图15遵义型铜鼓）。这面鼓还有一特点，通过仔细观察鼓壁内外，可发现夹杂其间的铜钱碎片，依稀可辨识出的字迹有“元”“祐”“通”，当为北宋哲宗时期所铸造的“元祐通宝”。
图15遵义型铜鼓
图16麻江型铜鼓
“麻江型”鼓，纹饰亦简略（图16麻江型铜鼓）。以一九五四年麻江谷洞明墓出土的那面鼓为例，鼓面出沿，略小于胸，腰间一道凸棱，正将鼓身分上下两段，一对扁耳置于胸、腰之交。自腰至足，渐次展开，中无折线。鼓面中心为光体，岐出十二芒，外有四晕。第一、二晕纹饰模糊不可辨，第三晕饰游旗纹，第四晕乳钉纹。鼓身纹饰疏少，胸部见同心圆及梅花图案，腰部有回纹，足部仍见有同心圆及回纹。此鼓型制矮圆，四道合范，工艺上的粗略，使得纹脉线条模糊不清，纹饰更简略。馆藏的这三种类型鼓，倘以时间早晚来看纹饰之殊，由繁缛精致，图案写实，而趋于抽象，并渐渐地接近简略粗制。其中，一些时代较近的从民间征集到的传世的，或可能埋入土中时间不长，而后又传世的纹饰精致的铜鼓，皆为抽象的图像。若以工艺美术品来看待，此类鼓与出土的鼓相比较，多一些工艺气，少了后者那泥土久来侵蚀的斑驳之美。随时间后移铜鼓功能扩展，各族民间各层面的婚丧、祭祀、节日喜庆均涉及铜鼓，使之日渐世俗化，量的需求增多，制作者水平不一等因素，除了装饰铜鼓的构思意识程式化以外，制作的技艺则表现出良莠不齐.
三、馆藏青铜器的价值
选择我们馆藏青铜器的重点和亮点，作了如上的介绍。从价值上论，这些文物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成就的组成部分，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前面已谈到这些青铜器是在我省境内考古出土的，无疑是我省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方层面上，为我们探究和认知古代贵州各个方面的成就，如文化的影响交融，科学技术的发展，艺术创作的状态等等，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展示文物是博物馆人的使命之一，也是发挥文物重要价值之举，所以我们要在对这些文物加强保护和研究的前提下，举办各种专题的展览，向大众展示和诠释这部分文化遗产，惠及社会，增强民众的文化素养。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各类文物，我们有许多工作还要做，首先，继续征集扩大馆藏，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向，让这部分文物在博物馆里得到很好的保护，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对这部分文物中的各类别加强研究，更好地去认知它们的价值，是我们毋庸置疑的工作重点，我们将不懈努力。
(作者简介：朱良津，贵州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业务副馆长，研究馆员。)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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