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出版社致电于我，言及筹划再版《常书鸿传》，这桩突如其来的“意外”，送了我一份非同寻常的惊喜。
搁下电话，脑海中首先回忆起来的，是37年前（1983年6月）与常书鸿先生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时初次相遇的情形：一早起来我在香山饭店花园溜达，不料迎头碰到一位霜鬓鹤发的老人，精神矍铄，手拄一支红木手杖，若有所思地在庭院中踱步。从胸前名牌上，我得知面前这位老者便是景仰已久的常书鸿先生——早在1962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常老的大名就长驻我的内心深处。
作为“小字辈”的我，怯生生地向常老致意道：“常老，您好！”常老停下脚步，看了一眼我的名牌：“你好……你也是文艺组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常老一口“杭州官话”，换了别人，可能还真不太好懂。偏巧同为浙江老乡的我，理解上没有半点障碍。我回答说：“我是一名作家。”常老似乎马上来了兴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没有去过敦煌？”我回答说还没有机会去过。“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老干脆利落地说道。这就是常老“言必称敦煌”的谈话风格。
每一次小组会，常老不发言则已，一旦开了口就滔滔不绝，所言所说自然除了敦煌还是敦煌……常书鸿一直有他“特立独行”的风格，那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掩饰其对敦煌的拳拳热爱，坚持不懈为敦煌大声疾呼。
翌年夏天，我沿青藏线，一路采访到三危山下，在莫高窟前，我又一次巧遇回敦煌“探亲”的常书鸿夫妇。那天，虽然只是匆匆一览，被敦煌深深震撼、被莫高窟的光芒照花了眼睛的我，难以形容心中万千感受。我说不尽它那无与伦比的辉煌，但是，怎么也忘不了皇庆寺中那一铺又硬又冷的土炕、那一架老式得不能再老式的望远镜、那一只龟裂的边边角角全磨白了的黑皮公文包和那一盏搁在窗台的小小的煤油灯……常书鸿与敦煌，又一次深深嵌入我的心中。
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使我有机会再次学习和了解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走近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了解与常先生一道工作过的众多文化工作者。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和富有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是他们忘我而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始终燃烧着创作热情。
于是，我在酷暑中二次踏上西行路，在滚滚沙尘中再度来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从兰州到敦煌直到党河边，我访问了一群前赴后继的文保工作者，一群和常书鸿同具品格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访谈记录，是我行囊中渐积渐满的宝贵财富。仲秋时节，我徜徉于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馆，亲见了馆藏的常书鸿精品画作……在那些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我一次次经历着感动和震惊，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提炼。
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句话：在面对敦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两千座彩塑、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时，你无法不感受心灵的震颤。于是，在纵深了解这位“敦煌守护者”的九十春秋时，我也无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于是，我的心终于在“大也，盛也”的敦煌烈焰中重燃；于是，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使命式的欣慰。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命运的“守护者”，使我借力无穷。深入采访，反复研读有关资料，几经修改，我终于在两年后完成初稿。我终于将一件珍贵沉重的负荷物背上敦煌这座文化大“山”：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璀璨而厚重的大山。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工作者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上百万字都难尽意的。
曾经有人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了敦煌后，会无动于衷。而我在写完此书和这篇序文时的第一个念头和最后一个念头，始终都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本版有删节。）
本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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