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在文学和电影中有哪些呈现？

（原标题：作为人类文化主要源泉的海洋，在文学和电影中有哪些呈现？）

尽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蓝色的海洋覆盖，但一直没有人从海洋视角讲述世界的历史、人类的故事。事实上，在法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看来，海洋正是人类发展历程的关键所在。

海洋的基因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族群身上，地球生命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进化。从地球的诞生到生命的演化，从智人的崛起到文明的奠基，雅克·阿塔利在《海洋文明小史》一书中，从海洋的自然史、文明史、生态史的角度，讲述了海洋与人类的悠久联系，尤其重点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早期人类海洋探索经历——8万年前的直立人已经开始了海上之旅，6万年前的晚期智人也曾穿越太平洋。

海洋是地球的温室，城市文明的哺育者，人类历史的战场，更是现代社会的支柱，但我们对于海洋的理解却总是过少，或者过于片面。海洋与陆地并非敌对关系，雅克·阿塔利希望人们可以爱护和敬畏海洋，他表示，“当人类灭绝时，海洋中的生命还会继续存在。而人类之所以会消失，是因为海洋受到了破坏，无法充分发挥其原本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不了解海洋，敬畏之心便也无从谈起。

城市沉积物排入大海。2019年2月5日，哥白尼“哨兵—2B”卫星拍摄到的意大利罗马及拉齐奥周边地区图片。暴雨过后，大量降水将众多城市沉积物带入大海。滨海城市中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可避免会波及沿岸海域。《海洋文明小史》插图。

雅克·阿塔利说：“海洋孕育了生命，又在5亿年后赋予了人类——海洋的创造物之一 ——感知自由的能力。”他的这种观点，在众多文学和电影之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对于人类文化发展而言，海洋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以下内容节选自法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雅克·阿塔利所著的《海洋文明小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海洋文明小史》，[法]雅克·阿塔利著，王存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版

自古以来，海洋不仅是人类渔猎冒险、探索交流之所，是财富与权力的源泉，更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泉，并且无疑是最重要的根源。若用宏大的话语来诠释（尽管这在今日容易招致疑虑），那么海洋就是人类乌托邦主体思想的来源，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之地。它使人类懂得欣赏自由的崇高，沉醉在自由之中，也懂得失去自由是一场悲剧。这里说的人，多为男人，因为有史以来，大海就是男人的国度。

在女人也可以追求自由之前，自由独为男人的猎物。很少有女性扬帆使舵、乘风破浪。以往在船上都很少见到她们的身影，若有，也只是些乘客罢了。而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女性加入出海远航的队伍，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自由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最佳体现。

当人类还过着游牧生活时，海洋就是他们可以到达的世界尽头；海上的危险系数是最危险沙漠的千倍，因为海上的任何一次意外都是致命的，任何一点失误都会使人丧命。相较于沙漠，海洋更是一个冒险之地，也是拼胆量、决取舍、争自由的地方。与沙漠不同的是，海洋对于人类权力的确立极其重要。

勃鲁盖尔，《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海洋文明小史》插图。

于是，跨海越洋必备的素质渐渐成了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与衡量事业成功的标准，也成了一种道德观、生存观和世界观，深深影响着海上的航行者、海边居民以及靠海洋谋生的人们。而正是这些人在统治着世界，胜者的意识形态是在海上形成的。

同样，现代道德观也是在海上日益清晰，并逐渐形成的。海洋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将这种价值看得比其他任何价值都更加重要，直到它进入人类历史，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并塑造了当今所有文明，而这一切都源于对自由的渴望。

在文学中可以找到海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可以找到海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所有崇尚运动与自由、变化与挑战的人都会为大海唱起赞歌；而抵制这些要素的人也都不喜欢大海，他们仅将海洋视作危险地带，除了神的安排，他们对海洋不抱任何期待。

在各民族的故事与传说中亦是如此。维京人的故事里，海洋象征着一种人类必须驯服的力量。在古印度的《奥义书》中，海象征着宁静，是人们进行冥想和神秘观想的对象。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我们看到了据信是关于大洪水和得救者获得自由的最早历史记录。凯尔特人的故事里，海是逃生之地，英雄能在这里改头换面、重获新生。同样，在西伯利亚人和美国人的宇宙传说中，大海就是一个宇宙的极限边界，一些人会通过海洋逃到另一个宇宙。

古希腊神话中，大海是忒修斯出迷宫后得以逃脱之地，他逃离了迈锡尼国王的领地，掳走其女阿丽亚娜；但同时，海也是忒修斯的父亲埃勾斯的葬身之地，他因为错误地理解了儿子归船旗帜的颜色所代表的含义而纵身跳入大海，溺水而亡。

在荷马的作品中，海是奥德赛的历险之地，起先是为了抢回逃至特洛伊的海伦，后来又是为了重返家园与妻子团聚。奥德赛是一名真正的水手，他对星座了如指掌：“他坐下来熟练地掌舵调整航向……注视着昴星座和那迟迟降落的大角星，以及绰号为北斗的那组大熊星座，它以自我为中心运转，遥望猎户座，只有它不和其他星座去长河沐浴……渡海时要始终航行在这颗星的左方”（《奥德赛》第五卷第270—278行），这样就能保证他一直向着东方前行，直至17世纪人们在航海时都是这么做的。但奥德赛同所有的水手一样，经历过重重艰难险阻，他畏惧“广阔的大海深渊，它是那样可怕而艰险”（《奥德赛》第五卷第174行）。当历险结束，重回岛上故乡与家人团聚时，他欣喜若狂。

几个世纪后，穿越地中海、四处游历做说客的柏拉图，遭受了多次风暴袭击和船难。他将大海视作哲学的敌人，因为海洋本身拒绝秩序，而柏拉图对秩序却情有独钟。他曾说过，海洋与贸易、与民主、与他嗤之以鼻的事物有着太多的联系，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靠海而居确实令人生活舒适、心旷神怡，但事实上，有这样一位邻居，却是咸涩苦闷的。商业买卖满城邦，不正当交易比比皆是，变幻不定、背信弃义之风兴起。是海让整个城邦对外来人毫无信任、充满敌意”。不过柏拉图认为，想要在海上幸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付于真正的航海高手；管理国家也应该像管理一艘大船一样，在船上可没有民主的栖身之地。此外，他还认为，如果我们相信民主，那么世界就会像一艘满载无知任性之辈的大船，不知该去往何处，而这艘船也就成了一艘“愚人船”。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讲述了爱神阿弗洛狄忒之子半神埃涅阿斯的故事。当特洛伊落入阿哈伊亚人之手时，埃涅阿斯逃往迦太基，那里的女王迪多对他一见倾心。

之后，沿海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海，且千篇一律、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对危险的畏惧和对自由的神往。至少对于那些深刻意识到海洋重要性的人民来说，大海让他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两种并存的心绪。

耶罗尼米斯· 博斯在1490年至1500年间创作的《愚人船》。图画借用了中世纪摆脱愚蠢的传统，即用一只船把愚人们带离城市的典故。船尾饮酒的小丑是掌舵者，但他毫不在意这艘“ 人类之船”将驶往何方。《海洋文明小史》插图。

英国作家将海洋视作追寻理想之地

英国文学也是如此。自中世纪起，英国作家就开始描述作为岛国人民的忧虑。他们在大海中看到了命运的主宰，他们将海洋视作追寻理想之地。如《圣布伦丹游记》（此书至今能找到的最古老的手抄本可追溯至12世纪），书中记述了公元6世纪一位修道院院长为了找寻伊甸园，千里迢迢去往爱尔兰西方，最终发现了一片岛屿（可能是今天的亚速尔群岛）的故事。同一时代，戈蒂耶·马普（Gautier Map）在《廷臣琐事》（De nugis curialum）中讲述了尼古拉斯·皮普的故事，他可以“长时间不呼吸……在海中与鱼儿嬉戏”，人们都称之为“海人”。13世纪的凯尔特小说《至高圣杯传奇》（Perlesvaus）中，主人公珀西瓦尔登上一艘神奇的大帆船—“伽历城堡号”，去寻找圣杯。与此同时，被一剂春药改变命运的特里斯坦也在努力找回自由。

此后，约1610年，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作《暴风雨》可谓汇集了所有以海洋为创作灵感的文学作品之精髓。其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作品的影子，如1523年伊拉斯谟发表的《海难》（Naufragium），1609年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叙述百慕大群岛外海上“海洋冒险号”沉船事件的《海难纪实与骑士托马斯·盖茨爵士的救赎》（True Reportory of the Wracke and Redemption of Sir Thomas Gates, Knight），以及罗德骑士团成员之一皮伽费塔（Pigafetta）的记述

（他曾于1519年随麦哲伦远航并参加了麦克坦岛上的战斗，其间麦哲伦不幸身亡）。此外，有一段关于加勒比海的描写与蒙田在《随笔集》中的片段相近，另有一段话直接取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大海依旧是反叛的途径，对于那些海上遇难后困于荒岛的人而言，大海是危险出没之地，却又是自由之路。

《暴风雨》，[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未读·文艺家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6月版

1719年，丹尼尔·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讲述了一位水手所经历的千难万险：1651年，他受到了海盗的袭击，1659年又遭遇了海难，受困于一座小岛上，放弃了从岛上逃走的念头后，在那里度过了28年的时光。之后，笛福又创作了《摩尔·弗兰德斯》，讲述了一个出生于伦敦新门监狱的年轻女子决定离开英格兰去弗吉尼亚的英国殖民地定居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海也是自由的希望。此外，斯末莱特所著的《蓝登传》讲述了一位年轻男子为了寻求财富于1739年离开苏格兰的故事。在这里，海同样象征着自由，并预示着成功的希望。

1798年，塞缪尔·柯勒律治在诗歌《古舟子咏》中将大海描述成未遭破坏的自然王国，庇护着文明，使其不受任何威胁侵袭。

1816年，拜伦在为希腊人的自由而奔赴战场献出生命之前，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妙笔生花，传递他对海上的自由的思考：

在无径可通的林丛有一种乐趣，

在寂寞幽僻的海滨有一种狂欢，

这里是一个无人侵扰的社会：

面对大海，乐声伴着涛声呜咽。

在拜伦眼中，海洋犹如鬣毛浓密、威风凛凛的猛兽，要将它擒住，然后战胜它。

1821年，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写了《海盗》。美国人紧随其后，17岁加入美国海军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于1824年写出了《舵手》，成为美国人身份的一个象征。之后，他因发表多部以狩猎者和美洲印第安人为主题的作品而声名鹊起，人生的最后时光仍在编写《美国海军发展史》。

1838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问世，这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中讲述了捕鲸船上一名水手的奇遇：沉船遇难、船员叛乱、同类相食，历经千难万险的他想要逃离陆地，远离野蛮的陆上世界，重返大洋。赫尔曼·梅尔维尔对这本小说大加赞赏，而他本人就曾是捕鲸船上的一名水手。1851年，梅尔维尔发表了小说《白鲸》，书中“裴廓德号”捕鲸船船长亚哈一心想要捕获一头凶猛无比的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这种在执念驱使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同归于尽的毁灭性结局成了此类故事的范本。

不久后，我们又在约瑟夫·康拉德的许多作品中看到同样的执念，如《海隅逐客》（1896年）、《黑暗的心》（1899年）和《吉姆爷》（1900年）。康拉德本人就曾经是水手，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商船队中当了船长。他于1903年在《台风》中描述了暴风雨来临时船员们最初惊骇不已的反应，以及在不可控的自然之力面前展现出的勇气与胆量，书中还蕴含着很多的人生哲理。最让人拍手叫绝的，可能就是身世成谜的B. 特拉文（连这个名字都未必为真）于1921年所写的《死人船》，故事中有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船上的水手们过着炼狱般的生活。著名的《碧血金沙》也是出自特拉文笔下。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只许我带一本书去一个杳无人烟的荒岛，我一定会选特拉文的书。”

在很多其他美国文学作品中，海是通往内心自由的道路，人们可以发现隐匿在心灵最深处的自我。如195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述的故事：在古巴一处小海港，一位老渔夫为了赢得村民的尊重，与一只大马林鱼英勇搏斗；返程途中老人的小船受到了鲨鱼的袭击，面对诸多威胁，老人殊死抵抗只为保护这得来不易的战利品。尽管回到村庄时这份战利品几乎所剩无几，老人却得到了全村人诚挚的敬意。

《老人与海》，[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鲁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版

相反，其他文学作品中几乎见不到海洋的身影，就算有，也只是乌托邦、幻想世界，或是虚构记述中不符实际的设定，总而言之属于另一个世界。在14世纪的《一千零一夜》中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其中，富有的商人辛巴达讲述了自己的七次航海之旅，其间遭遇过海难，也到过一些荒无人烟之地。同样，在法国文学中也很少出现海洋，即便有，通常也只是为了呈现负面意象。

首当其冲的就是波德莱尔，他的著名诗篇道明了法国与海的关系：

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爱恋！

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无尽

奔涌无限之中静观你的灵魂，

你的精神是同样痛苦的深渊

……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个世纪，

你们不怜悯，不悔恨，斗狠争强，

你们那样地喜欢残杀和死亡，

啊，永远的斗士，啊，无情的兄弟！

曾经也是水手的欧仁·苏（Eugène Sue）最先发表的几部小说都是关于大海的：《海盗凯诺克》（Kernok le pirate，1830年）、《阿达—高尔》（Atar-Gull，1831年）和《蝾螈号》（La Salamandre，1832年）。曾长期被流放荒岛的维克多·雨果在海上看尽了暴风雨，他在1866年发表的《海上劳工》中这样写道：“没有一只野兽会和大海一样把它的掠获物撕得这样碎。海水里处处都有利爪。风能咬，波涛能吞，巨浪是一张大嘴。海洋仿佛有狮子那样的爪子，既会拔掉一切，又会压烂一切。”

同一时期，时常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上航行（起先乘坐一艘小帆船，而后起用配有11名船员的蒸汽艇）且对爱伦·坡的小说大加赞赏的儒勒·凡尔纳，其名著《海底两万里》中的人类形象就是大海和鱼类的死敌。亨利·德·蒙弗雷（Henry de Monfreid）、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还有许多本身就是水手的法国作家，如贝纳·纪欧多（Bernard Giraudeau）、奥利维尔·德·克索森（Olivier de Kersauson）、艾瑞克·欧森纳（Erik Orsenna）和扬·盖菲雷克（Yann Queffélec），都善于利用海洋营造幻想之境。

同样，俄罗斯、德国、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学作品中，海洋也处于大范围缺失的状态，尽管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有过漫长的水手生涯，尽管苏联籍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对乌克兰最大的海港—敖德萨港和他所在的犹太人聚居区所做的描写精彩绝伦。

电影对海洋遵循了与文学相同的一套标准

当电影承接了文学的接力棒后，它遵循了与文学相同的一套标准：海洋，对于海上民族而言是冒险之地，对其他民族则是充满敌意的地方，非逃离不可。

美国的电影与美国的文学一样，时常讲述海上历险，其间充分展现人物的个性与特点，传递一些人生哲理。1941年上映、由沃尔特·福德（Walter Forde）执导的《大西洋轮渡》（Atlantic Ferry）说的就是19世纪30年代两兄弟在帆船遭遇海难后如何造出第一艘蒸汽船的故事。1953年，查尔斯· 弗朗（Charles Frend）执导的《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以一艘船上全体船员的视角讲述了大西洋海战：夜半时分，船中了鱼雷，惊恐万分的船员们争相登上救生筏。1956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的《血拼大西洋》（The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怒海孤舟》（Life Boat）上映，后者叙述了一艘美国客运船与德国潜艇激战后沉没的故事，船上的幸存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坐上救生艇，互相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电影《怒海孤舟》(1944)剧照。

1975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大白鲨》将一只令整座城市陷入恐怖的大白鲨搬上了银幕。1990年上映的《追击红色十月》描写了一艘苏联“红色十月号”高尖端潜艇冲破重重阻力最终成功脱险的故事。接下来便是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2003年出了一部对于了解海盗和18世纪英国皇家海军船员的生活来说最好的影视作品之一——彼得·威尔的《怒海争锋》。而后，另一部影片《菲利普船长》（2013年）讲述了一艘美国集装箱船遭遇索马里海盗袭击的故事。

相比之下，法国导演的电影很少涉及海洋题材，就算在科幻片中也是寥寥无几。1907年乔治·梅里爱将《海底两万里》搬上了银幕，把海洋描绘成一处充满敌意的地方。1941年，让·格莱米永的《拖船》讲述了一段爱情故事，影片中的海上镜头让布雷斯特的美景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

尽管法国人极少拍摄关于海洋的剧情片，但他们开创了海洋纪录片的先河。最先问世的就是雅克—伊夫·库斯托和路易·马勒的《沉默的世界》，该片荣获1956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库斯托是让海洋登上世界舞台的第一人。此后40年中，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驾驶着自己的专用船“ 卡利普索号”在海上精心拍摄，他拍摄的海洋纪录片累计时长达几千个小时。

1988年，吕克·贝松执导的《碧海蓝天》问世。影片讲述了一群自由潜水者的故事，其中一人最后选择沉入深爱的海底，结束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还有雅克·贝汉和雅克·克鲁索共同执导的生态纪录片《海洋》（2009年），以及曼德罗兄弟拍摄的海底探索主题3D 纪录片等其他作品。

纪录片《海洋》(2009)剧照。

人类似乎无法克服对海底的恐惧

昔日的海上冒险精神如今在公海上的航海赛事中淋漓再现。海上竞赛犹如一场表演，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变得理想化，也将水手们的艰苦生活隐匿在众人视线之外；这样的海上竞赛，就像汽车行业里的竞赛一样，成为了实现科技进步的绝佳场合。

这样的竞赛，都是在海上强国之间展开，且自古至今未曾停歇。不久前，法国似乎在竞赛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或许预示着其海上意识的觉醒。

历史最悠久的航海赛事当属“美洲杯”帆船赛，虽名曰“美洲杯”，却是英国人于19世纪创立的一项比赛，那时英国还处于世界经济的核心。这一名称实际上源于1851年首届比赛的获奖船只—来自纽约游艇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的“美洲号”双桅纵帆船。此项赛事当年在伦敦与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同期举行。该赛事曾因美国南北战争而中断，后于1870年重启，并从那时起由多支国际游艇俱乐部每3至4年举办一次。最近几届比赛的举办地点分别为新西兰的奥克兰（2003年）、法国的瓦朗斯（2007年和2010年）、美国的旧金山（2013年）和英国的百慕大群岛（2017年6月）。下一届将在新西兰举行。

航海竞赛是对新型船只和新技术进行测试的好时机。如20世纪60年代，艾瑞克·塔博里（Éric Tabarly）就为比赛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艘三体船（制作过程中用到了铝、碳和调速器），并将该船成功打造成第一艘水翼船。随着一次次竞赛的展开，原本制造船只所用的钢、棉、麻等材料均被尼龙、凯夫拉等合成材料所取代。在法国帆迪不靠岸单人环球航海赛（Vendée Globe）中，人们首次测试了数字化航海图，随后所有船上都实现了航海图由传统纸质向高科技数字化的转变。水翼船的测试工作也最先在竞赛中展开，这种船只行驶到一定速度时船身可抬离水面，最高船速可达风速的三倍。

今天，法国的“天马”（Pegasius）计划旨在将从材料到物联网、从水翼船到人工智能的高科技融入未来船只的设计理念中。该计划的目标是：用不到35天的时间完成以船队为单位无间断环球航行的任务（目前最新纪录为40天）。而执行这项任务的船只会安装传感器和卫星通信设备，船上所需能源可实现自产自用，信息数据则存储在云空间。船身长30余米，宽22米，桅高36米。十余名船员24小时联网在线，可实时监测其疲劳程度，保证轮岗人员的交接工作顺利进行。该船计划于2020年开启首次环球之旅。

各种竞赛也是刷新帆船航速纪录的好机会，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然，纪录的保持者基本上都来自海上强国，但法国人居多，或者说几乎全是法国人，这不得不说是又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

海上航速世界纪录为每小时511千米，由来自澳大利亚的肯·沃比（Ken Warby）于1978年创下。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艘名为“澳大利亚精神号”的滑行艇，借用了歼击机高达6000马力的喷气式发动机，还配有副翼。到2017年为止，可以说其他帆船比赛的世界纪录全部由法国人包揽：24小时帆船航行距离的世界纪录为908海里，由帕斯卡尔·彼得格里（Pascal Bidégorry）于2009年创下；2016年，弗朗西斯·乔永（Francis Joyon）用5天21小时穿越印度洋，7天21小时穿越太平洋；2017年7月，乔永组队穿越大西洋耗时3天15小时，同航程单人耗时5天2小时07分。2017年初，乔永又组队完成了无间断环球航行，创下了40天23时30分的纪录（麦哲伦船队耗时3年）。单人无间断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为49天3小时，由托马斯·科维尔（Thomas Coville）于2016年12月创下。人们为海底探索付出的努力太少，海底探险家比太空造访者少得多。瑞士人奥古斯特·皮卡尔（Auguste Piccard）于1948年下至水下1000米深的地方，1953年下至3150米深处。由来自内陆国的人完成这样的挑战，实在有点讽刺。1960年，他的儿子雅克·皮卡尔（Jacques Piccard）在唐·沃尔什（Don Walsh）的协助下，在马里亚纳海沟下至10916米深处，这也是迄今人类能到达的海底最深处。这样的壮举仅在2012年由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乘坐“深海挑战者号”小型潜艇再度实现。

人类似乎终归无法克服对海底这一溺水之地、死亡之地的恐惧。

海洋照出了人类的种种矛盾与希望

2016年，有2420万人乘坐300余艘游轮度假，这一事实只反映了表象而已，离真正的海洋和真正的自由相去甚远。游轮上，船员们过着地狱般的艰苦生活，而某些退休的富豪在常年环球航行的船上仍享有宽敞无比的套间。2017年，全球娱乐船只总数约达2500万艘。单挪威一国就有80万艘，即平均每6.4人就有一艘，紧随其后的是瑞典，平均每8人就拥有一艘。美国有1600万艘娱乐船只，其中帆船仅占7%：美国人更偏爱摩托艇。

私人游艇更体现出有些人的财富多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2017年夏，仅在地中海上就有4000余艘长度超过24米的游艇。最大的私人游艇长180米，价值近4亿美元，与全球最大的帆船等价，但最大的帆船仅有约140米长。

法国在制造长度小于24米的游艇方面是欧洲的领军者，在制造娱乐船只方面位居世界第二，仅在意大利之后。大多数超大型私人船只由德国的乐顺（Lürssen）和布罗姆与沃斯船坞（Blohm & Voss）制造。

一些人的自由，就是另一些人的不幸：海洋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类的种种矛盾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