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舍那佛为何以武则天为原型

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武则天（624—705）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治理时期，社会安定繁荣，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大唐的疆域和国际地位，臻于鼎盛，可以远及现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此时的唐朝，超越汉朝，达到了中原王朝在疆域上的历史顶峰。

大唐的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顶峰。玄奘、惠能、义净、法藏等，这些历史上卓绝非凡的高僧与她多有关联；龙门石窟的开凿，在她手下迎来第二个高峰，卢舍那大佛以她为原型，那神秘的微笑穿越时空，静静地展现大唐的自信与从容。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珝”，后来她做皇太后，自己改名“武曌”，“则天”是她的谥号“则天大圣皇后”的简称。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她受封为皇后，逐渐总揽朝政，与唐高宗并称“二圣”。特别是在660年唐高宗中风之后，实际的政治权力落到了武后手里。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577—635），曾经跟随唐高祖李渊一起反隋，是大唐的开国功臣。她的母亲是隋朝皇室重臣杨雄的侄女，是一位信佛十分虔诚的贵族女性。武则天自小美貌非凡，十三岁就被选为唐太宗的宫女，外号“武媚娘”。在太宗皇帝去世以后，这位宫女被送进感业寺，被迫削发为尼。好在不久，她就被唐高宗召回，成为这位新皇帝的宠妃，最后还成了他的皇后。

在武则天的生活里，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元素实在太多：她的母亲，史书上称“荣国夫人”，一直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直接影响武则天的佛教信仰 ；成为唐高宗皇后才一年，她请求玄奘给自己授菩萨戒，还让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一出生就皈依玄奘，法名“佛光王”。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武则天捐资雕造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成了她极度信佛的标志。历史学家做了精心的统计，从唐朝建立到武则天封后，即从618年到655年的近四十年里，龙门石窟共开凿了近70座佛像。但在她实际掌权的五十多年里，从655年到705年，龙门石窟多了380座佛像。而以后的唐朝二百多年里，龙门石窟的佛像仅只增加76座。这样的数据，可以直观地表明她在唐朝佛教史上的地位。

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位于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这尊佛像，称得上是“国宝中的国宝”，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处佛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佛教造像高峰的代表作。

据卢舍那佛像座北侧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应该是先造大佛，后修佛寺。最初在开窟造像时，并不采用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而是依山就势在露天的崖壁上雕造佛像，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浩然大气。摩崖像龛南北宽36米，东西进深40.7米，为一巨型露天窟龛。大佛像始造于咸亨三年（672）四月，此时虽为唐高宗在位期间，但武则天已经握有实权，她以皇后之名布施两万贯脂粉钱赞助修建，至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完工，历时3年9个月。整个像龛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是一铺九尊式造像组合，规模宏大，气势庄严。

大奉先寺的建造，始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年，把附近一座寺院合并到大奉先寺。寺名“奉先”，表明了唐高宗或唐中宗、唐睿宗建寺有纪念父母先人的寓意。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有可能是武则天纪念自己的父母。不难想象，这座寺院对李唐或武周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建庙的动机恐难复原，但留下的这尊大佛像，则成了佛教艺术瑰宝。这尊大佛具有雍容华贵的女性特征，因此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大佛是按武则天的容貌雕造的。有的学者甚至直接说，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其中的真相，恐怕也只能作为历史谜团了。

卢舍那，梵语“毗卢遮那”的简称，意为“光明遍照”“遍一切处”。佛教认为，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和法身。按照华严宗的诠释，卢舍那佛是指报身佛，可以解释为“清净圆满”，以其无碍光明遍照法界。卢舍那佛信仰，兼具法身佛与化身佛的特点，在中国流传颇广，主要是与《华严经》有关。武则天的佛教信仰，与《华严经》、华严宗关系密切。卢舍那佛的雕造，也是一个例证。684年，武则天给自己起名“武曌”，意思是日月当空，这与卢舍那佛的含义相通。

比起卢舍那佛，武则天或许更愿意作为下凡救世的弥勒佛。这就与她利用伪造的《大云经》预言，让自己登基当上皇帝有关。《大云经》原本是地道的印度佛典，最早是北凉昙无谶（385—433）译的6卷本《大方等大云经》。其中，卷4提到净光天女，前世是国王夫人，因跟随佛听讲《大涅槃经》，今世生为天女。又说，“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这里的“四分之一”，特指四大部洲之一的阎浮提。该书卷6，佛还预言此女将来“作佛”。

但是，武则天引以为据的《大云经》预言则是伪造的。垂拱初年（685），当时的白马寺寺主薛怀义（662—694），与僧人法明等重译《大云经》，还编撰《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简称《大云经义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在这部“义疏”里，收录了当时各地旨在劝进的谶语，譬如说“以女身当王国土，所谓圣母神皇是也”；“菩萨利生，形无定准，随机应物，故现女身也”。

这样一类的政治预言，在中国政治史上并不新鲜，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西汉末年，这类东西被称为“谶纬”，十分兴盛。中国的社会心理素来迷信这类预言，有时还称之为“符瑞”。唐高宗去世的第二年（684），武后就开始在民间收集这方面的素材。与其说是“收集”，不如说是鼓动各地制造祥瑞，迎合她的政治需要。譬如，垂拱四年四月，名义上是唐睿宗执政时期，武后的侄子武承嗣（649—698）派人上报朝廷，说是在洛水发现石碑，上写“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奉先寺造像组合

洛水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具有特殊的意味，传说在大禹时代，洛河浮出神龟，驮着所谓“洛书”，大禹因此得以治水。在洛水发现的这块石碑被武则天称为“宝图”。不久，五月十一日，她组织文武大臣祭祀洛河，正式接受“圣母神皇”的称号。帮助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的佛经，在《大云经》之外，还有《宝雨经》。

最重要的发现，是由十位僧人打着《大云经》的旗号提供的。唐睿宗载初元年（690）七月，怀义、法明等十人表奏他们炮制的《大云经》及其《大云经义疏》，大谈“神皇受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武则天大悦，颁行《大云经》于天下，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

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大云经》的出现，证实了“天命”的真实性。天下各州随后皆建大云寺，并藏《大云经》，广为宣讲。

十位僧人上奏《大云经义疏》后两个月，九月初九，在出现了各种祥瑞之后，在文武百官、各界代表的劝进声中，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开始她真正意义上的女皇生涯。

佛学时代与华严宗

炮制预言和编造伪经的薛怀义，是一位假和尚。武则天对他的来历非常清楚，在她的地位稳固之后，薛怀义的下场当然很惨。处死了薛怀义，武则天并没有改变她对佛教的信仰。她在玄奘那里看到了佛教的伟大，在自己的母亲那里看到了信仰的真诚。不像她的丈夫唐高宗那样中断了大唐的译经事业，武则天延请印度、于阗等地高僧翻译佛经，地婆诃罗（613—687）、实叉难陀（652—710）受到了她的礼遇。

695年，当在外留学24年、一直以玄奘为榜样的义净（635—713）法师，从印度归国回到洛阳，这位女皇亲自到洛阳东门迎接。义净像玄奘那样，回国以后潜心译经，共译佛经六十一部239卷。

在所有的译经里，武则天对《华严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圣历二年（699），她为新译80卷《华严经》撰序，在译经的过程中她甚至还亲自协助抄写。她对以弘扬《华严经》为己任的华严宗情有独钟，对当时的华严宗代表人物法藏（643—712）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法藏的全部宗教生涯得到了武则天的悉心关照。

唐《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叉难陀译宋刊本

法藏生于长安，祖先是位于中亚的康居国人，十五岁时去法门寺礼佛，居然燃指供养那里的佛指舍利。年轻的法藏，去太白山跟随华严宗二祖智俨法师（602—668）学习，后来被尊为华严宗三祖。670年，他被推荐给武后。当时还没有得到剃度的法藏，在武后的干预下正式出家，并被聘为太原寺住持。这是武后为纪念她的母亲而修建的寺庙，法藏从此成为武则天特别依赖的法师，被赐尊号“贤首”。在中国佛教史上，法藏给武则天讲解《华严经》思想的记录，就成了宣扬华严宗教义的经典名篇——《华严金师子章》。

在武则天的年代，禅宗已经非常兴盛。五祖弘忍的嗣法弟子惠能，已经在现在的广州一带弘法。在中原地区，代表禅宗正统法脉的还是弘忍的另一位弟子神秀，在著名诗人宋之问（约656—712）的介绍下，700年，武则天邀请神秀到京城弘法。面对这位九十多岁的老禅师，武则天居然在大殿上当众跪拜，极尽虔诚。弘忍的其他弟子，像慧安（582—709）、智诜（609—702），也被召到朝廷讲经，甚至受到了“国师”的礼遇。

法藏的祖籍在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多少有些了解 ；他还有一位同学，智俨门下的义湘（625—702），是新罗（今韩国）的僧人，回国以后成为海东华严宗初祖。法藏是武则天最看重的法师，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思想的佛学大师，并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华严经》是法藏最推崇的佛经，是华严宗创宗立派的依据，出任太原寺住持以后他几乎年年讲解《华严经》。当初还没有登上帝位的武则天，把法藏召到长生殿请教“六相”“十玄”等华严宗思想要义。法师就以殿角上的金师子为喻，说：“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头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如是重重无尽。”

法藏在这里讲述了华严宗“无尽缘起”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认识到一切事物各自有体有用，各随因缘而起，又能各守自性，事与事看似互为相对，却又互为相应，彼此互相交涉，自在无碍而无尽，万物相融无碍，这才是最圆满的“事事无碍法界”。

作为《华严金师子章》的对话者，武则天进入了佛教思想史。华严宗，在她执政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法藏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这得益于武则天的积极护持。至于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还是自命为卢舍那佛，其实也不那么重要了。

总在摇摆的三教关系

几乎所有的书，都会把武则天说成佛教徒。她对佛教的支持几乎毫不掩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要排斥道教或儒家。作为一代帝王，她总是在平衡，只是有时候有些偏心。为什么武则天能够利用佛教的预言成功地为自己篡权造势？这是社会形势使然。即使是帝王，也无法左右社会心理。

唐太宗去世以后继位的唐高宗，常被说成生性懦弱，对佛教不打压也不扶持，几乎漠不关心，到了晚年他甚至把自己居住的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其实不然，唐高宗很有作为，他对道教确实偏心，但对玄奘十分尊敬，保护佛教势力。674年八月，已经全面掌权的武后被封为“天后”，她以高宗的名义下诏 ：僧人与道士位列同等，不分先后。三十多年前太宗皇帝颁布的诏书中，道士高于僧人的规定终于被废除了。这曾经是压在玄奘心头的一块巨石，他在656年借自己病重曾向唐高宗求情，希望消除佛道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当时，唐高宗以“前朝旧制”为由，维持道前僧后的顺序。现在，武后改变了佛教与道教的排名次序。

武则天十分支持佛教，695年元月，武则天给自己加封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表明她既是俗世的帝王，也是佛教的未来佛弥勒（“慈氏”是弥勒的另一种说法）。但没多久，她又把自己改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明显淡化了她与佛教的关系，强化儒家的天命思想。同时，她也很会拉拢道教。复杂的三教关系，总是在帝王那里摇摆不定。

历代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在民间的群众基础。他们不仅借用佛教的思想教化百姓，还用佛教徒的身份资源、关系网络积极从事民间外交，营造和巩固周边稳定的外部政治环境。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中亚，大唐的威望在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武则天时期则为稍后到来的唐玄宗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选摘自《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荣新江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