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展出内蒙古地区240多件精品文物

（原标题：礼赠与兵戎互现，国博展出内蒙古地区240多件精品文物）

神秘古朴的突厥石人像、考究华美的契丹贵族马具、绚烂夺目的动物纹金带饰……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汇集陶器、金器、玉器、石雕、青铜器等240多件套精品文物，系统揭示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升华的历史脉络。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超乎人们想象的是，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族群曾以农耕为主，后来才逐渐形成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后围绕长城地带构筑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情境。

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许季姜”青铜簋反映了彼时东胡民族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春秋时代，地处中原腹地的许国有件国宝级青铜器——许季姜簋。后来，生活在许国的伯夷后人姜姓一族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伯夷，千里迢迢带着许季姜簋等礼器来到位于北方的朝阳、赤峰一带的首阳山，祭祀完毕后，就把这些礼器献给了东胡首领。几百年后，许季姜簋作为珍贵的随葬品，随着逝去的东胡贵族长眠在北方土地上。

见证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友好往来的另一件信物是“晋鲜卑归义侯”金印。该金印由纯金制成，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关于“归义侯”这个称呼，《晋书·武帝纪》记载：“太康四年(283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归义”是西晋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对各边疆部族所施行的安抚怀柔政策。《晋书·武帝纪》又载：“咸宁三年(277年)，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据此推测，金印很可能就是西晋王朝封发给鲜卑族首领的封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印证了鲜卑南迁进入中原之后，鲜卑民族主动融入到汉文化当中来，吸纳中原的礼乐典章制度的历史进程。

和平友好往来的背后，亦有无数次战争的对抗。

漠北高原上的鄂尔多斯，在战国时代是中原王朝的军事边关要塞之一，是当时秦国与赵国的必争之地。因此，像青铜戈这样具有杀伤威力的武器在此地屡有考古发现就不足为奇了。展览中的“上郡守寿”青铜戈便是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件青铜戈不仅是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刻有铭文最多的战国兵器，而且其刻铭中的年号、监制官、主造工师、操作工匠、管理小吏、地名等，都成为了兵器的资料记录。那青铜戈上的“寿”字代表什么呢？原来代表着监制人，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时镇守秦上郡的正是大将向寿。作为大将军，他不只带兵打仗，还管理着所辖片区的军事政务，其中包括兵器制造。冷兵器刻上名号，就像贴上标签，“寿”字表明向寿亲自监督制造。这件“上郡守寿”青铜戈向世人展现出秦魏赵等国争夺上郡的战事风云。

此次展出的国博馆藏《九边图》屏，系首次与观众见面。此屏共有12幅，正面为绢本，粘贴于12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画法绘简略地图。

在明朝270多年的历史中，其北部边疆一直面临蒙古各部的军事压力，尤其到明中叶之后，塞北游牧部落联盟的军队频频突破大明皇朝坚固的城墙，侵扰边镇，其兵锋甚至直抵北京城下，对明朝统治形成严重威胁。这引起了明朝政府对北部边疆防御的高度重视，于是延伸万里长城，与当时塞北游牧部落形成鲜明的军事分界线，将农耕区域和游牧文化区分割开来，通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以长城为主界线，在北部边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长城地带”，也培育了“晋蒙文化”。因此从古至今，对内蒙人和山西人来说，长城内外皆是故乡。

结合明王朝的军事防御，自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许论绘制出《九边图说》后，北方边镇地图纷涌，有多种《九边图》或相关防御地图存世至今。展览中的国家博物馆所藏《九边图》，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兵部职方郎中申用懋绘制。有意思的是，申用懋在任的职方司是兵部四司之一，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之政”。他的前任就是大名鼎鼎的绘制前一版《九边图说》的许论。可以想象，申用懋所接触的信息，应当是明王朝最新、最全面的信息。在地图右侧第二段图说中，申用懋论述了绘图的缘起：“国朝画地为守，自鸭绿江以迄嘉峪关，延袤万有余里，总之为边者九。”同时也论述了地图的重要性，认为军事防御要洞悉地形要塞和山脉河流，必须有严谨的图绘。这些见解至今依然不乏超前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