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观天河：首秋佳夕的浪漫星会|七夕|乞巧节|星宿|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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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夏转入秋。

《说文》释“七，阳之正也”；在《周易·复》卦爻辞中，数字“七”有“反复”、“归来”的意思：“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汉代徐整的《三五历纪》中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汉书·律历志》中记：“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在初民的时间观念中，双“七”重叠，更被赋予了神秘而特殊的寓意。

“七月七”有诸多节日别称，如“首秋、星期、仙期、绮节、罗织节、巧日、乞巧节”等等。“首秋佳夕”之称，源于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多伴左右，立秋之后即将开启秋天的收种。谢灵运《七夕咏牛女诗》描写道：“火逝首秋节，新明弦月夕。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谚语“七月七，掐谷吃”，“七月七，晒谷米”，此时节，农民祭祀天地、先祖，既要感恩首秋的第一批收获，同时也要对大秋的丰收年景作出祈愿，极为笃恳。

“七月七”与丝帛、纺织主题紧密相联，故称“罗织之节”、“绮节”，这与主司纺织的星神——织女相关。南朝梁武帝《七夕》诗云：“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明人夏完淳的《秋怀》诗之五也提及：“佳期非绮节，妙会乃凉夕。”清《渊鉴类函·岁时·七月七日》述：“绮节，是夕乃罗织之节也。” 此外，“乞巧节、穿针节”等，以七夕节俗来命名，多表现这一古老节日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一、星象崇拜与牛女传说

“七月七，观星河”。追求秩序的古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将天空的星宿规划得井井有条，并与地面区域一一对应，被称为“分星”与“分野”。东汉天文学家张衡《灵宪》云：“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逌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这种朴素的自然观与宇宙观认为，亘古存在的星空与世间万象存在着“天人对应”的关系。先民积累了丰沛的星象知识，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二十八星宿的完整名称。湖北曾侯乙墓发掘的漆箱盖面上就描有一幅星图，展现了天空的星宿，北斗是北面天空的象征，而二十八宿则在南面天空循环往复。

“天河之西，有星煌煌”，称“牛郎星”；“天河之东，有星微微”，为“织女星”，明亮的双星分隔于银河两岸。牛郎星的东南方有六颗牛宿星，似牛角的轮廓；而织女星的东南方有四颗渐台星，组成的四边形状似一部织机，故而以世间最为朴实的形象，贴切地为双星命名。牛郎、织女二位星神各司其职，《史记正义》曰：“牵牛星不明，天下牛疫死。”又述：“织女三星主果菔、丝帛、珍宝。”“（三星）暗而微，天下女工废；明，则理。大星怒而角，布帛涌贵；不见，则兵起。”可见其在农耕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牛郎星与织女星

虽然双星隔天河而望，但聪慧的古人观察到，一年当中农历七月首秋，牛女二星距离最近。“跤彼织女，终日七襄。”《小雅·大东》准确地记述了织女星一天七次的更移；《夏小正》中亦云“七月初昏，织女正向东”。夜空中推窗，仰望银汉，视觉上的直观感受，为促成“牛郎织女，天河相期”的神话故事生成，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

“牛郎织女”神话形成时间约于先秦，其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晚期。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甲种《取妻》篇中，“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就已出现了牛郎织女婚配的记述。两汉时期，“牛女传说”约已成型。《汉书·武帝纪》中曾记昆明池中有牵牛、织女二雕像，“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对此均有描述。而汉画像石中的牛郎织女，多以普通农民、农妇的形象呈现，是当时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自然经济模式的折射。四川郫县新胜发掘的石棺盖顶画像上，刻有“龙虎衔璧”与“牛郎织女”画像。牛郎手牵一牛，奋力前行，而织女手执机梭，正焦急地等待牛郎的到来。

1973年四川郫县新胜乡出土石棺棺盖，上图为青龙、白虎捧璧，下图为牛郎织女局部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将牛女相思之苦置于漫漫别期之中，标志着牛郎织女聚少离多的故事情节已趋向完整定型。而进入渐变期的牛郎织女故事，则被加入了更多造成“牛女分离”与“星期”的社会性因素，象征意义更为凸显。如南朝梁殷芸《小说》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天帝代表的父权家长制与劝农劝织的道德规训，昭然可见。

牛郎织女传说故事，是先民将自然星体人格化，并结合天真、神奇的浪漫想象而产生的结果。此后又经历了从神化到世俗化的双重演化，通过文学、艺术、风俗、宗教、道德等多种渠道，渗透至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之中。

二、织女诗画与乞巧风尚

七月夏秋之交的夜空，织女星升至一年当中的最高点，璀璨夺目。此时天气转凉，妇女忙着纺线织布准备越冬的寒衣。寂静的夜晚，在织布机旁劳作的织妇举头便能望见那颗明亮的主司纺织的织女星，默默许下对美满生活的无限期许。

织女的身份，是“天孙”“天帝之女”“织纴女神”。《后汉书·天文志》记：“织女，天子真女。”《史记·天官书》云：“织女，天女孙也。”“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汉《春秋元命苞》中亦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成衣立纪，故齐能成文绣，应天道。”《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织染署例于七月七日祭杼”。宋《太平广记》对织女容貌的描绘是“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

随着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广泛传播，对这位仪容贞静、勤劳织作、情感忠贞的织女神的赞颂，可从历代画家、诗人创作的艺术作品中一窥。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画家张灵绘制的《织女图》，图中织女体态丰满，头束髻巾，肩披长帛，手持织梭，仰头而望，双目凝神远视，似乎急切地盼望与亲人相会。巾帛随风飘逸，足部渐渐虚化于云烟，了无背景，恰似织女在无边无际的天汉中浮行。“灵画人物，冠服玄去，形色清真，无卑庸之气”，正如评述所言，张灵以高度精练的笔致，描绘出一位不贪恋天宫，而对凡间生活无限向往的神女，其意也绵绵，其情也切切，毫无卑庸之气。

明张灵《织女图》上海博物馆藏

织女星具有多种神职，主管纺织、瓜果、珍宝、生育、护子、姻缘等，因此民众在七夕向其行祭，不仅乞“巧”与“智”，还有“乞富、乞寿、乞子”等多种私愿。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关于乞巧的最早文献。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记述道：“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七夕乞巧图”是中国节令绘画的重要题材。现存最早的《乞巧图》绘制于五代，发展至明清，已形成了高楼宫苑、穿针引线、供奉瓜果、祭拜织女的绘画母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缂丝《七夕图》，通过娴熟的缂丝技法，形象地再现了七夕乞巧场景。画面共分为天上、凡间两部分，上方天际广袤而静谧，牵牛郎骑坐神牛，织女长裙飘曳，二人驾乘祥云，遥相呼应。下方的画面则展示了尘世间鲜活与生机：绿木掩映的庭院，高高的楼阁上二女子正在收取白日暴晒的衣物；右侧圆月门边，一女子端一水盆，似准备投针于水；庭院正中设几案，上置乞巧果子之类的供奉物品，女子伫立在旁；左侧小亭中二女子举臂抬首对月穿针，静心凝视尽显虔诚之态。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缂丝《七夕图》

清代姚文瀚的《七夕图》则分别从三条线索，真实展现了宫廷盛大的七夕活动：首先是牛郎织女于鹊桥相会，着意于男耕女织治农劝桑，再通过宫廷祭祀典礼的描画，来寓意五谷丰登；画面中段为乞巧活动，台阶上伫立着奉蛛盒水碗的仕女，月台上有女子拜针，巧楼左侧有仕女面向织女举手乞巧，人物个个栩栩如生；画面下段的最前端是盛放的莲花池，月台上、庭院中供奉有“磨喝乐”，并分散着“六艺”教育的童子，暗示着七夕求子育儿的习俗。

故宫博物院院藏清代姚文瀚《七夕图轴》

详尽地记述下民众情感表达形式的，除了乞巧图还有七夕诗。七夕诗，源于诗经，始于乐府，盛于六朝，延至后世。《毛诗序》云:“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七夕诗或寓游子思妇相思之情，或喻君臣关系，或与民间乞巧风俗合流，或为牛郎织女作传，意蕴深刻而丰饶。如唐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王建的“河边独自看星宿，夜织天丝难接续”;崔颖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权德舆的“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林杰的“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等等。

当织女与牵牛相会时，并未忘其职，而是将针巧遗给人间织妇。“心灵手巧、勤劳善良、专一坚贞”等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女性美，集中体现在织女身上，散发出魅人的光芒。而牛女传说与七夕诗画中的民族性、审美性与道德感，则不断陶冶了民众之情操，启迪其心智。

三、渡桥乌鹊与巧智促织

1．乌鹊渡桥

关于牛郎织女相会的方式, 有星桥、燕桥、凤凰引渡、轿车等, 显现出民间传说演化的多样性，自唐之后则趋统一于“鹊桥相会”。汉应劭《风俗通》中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南朝梁殷芸《小说》中亦云：“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唐代韩部《岁华纪丽》中亦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宋代罗愿《尔雅翼》也有“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类。相传以为是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的记述。

北京艺术博物院藏清景德镇官窑粉彩人物图盘鹊桥仙渡

乌鹊能够进入“牛女传说”成为相会的重要媒介，有两方面因素。一是鸟类的天然属性，喜鹊善筑巢、架桥。西晋张华《博物志》云：“鹊巢开口背太岁, 此非才智, 任自然之得也。”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羽篇》中述：“鹊巢中必有梁……二鹊构巢，城共衔一木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说的是喜鹊通晓阴阳天象，且善搭桥。此外，喜鹊群飞、聚力，有执着的责任心。梁朝徐勉的《鹊赋》云：“观羽翼之多类，实巨细以群飞。既若云而弥上，亦栖睫而忘归。”隋魏澹《园树有巢鹊戏以咏之》述：“畏玉心常骇，填河力已穷……早晚时应至，轻举一排空。”喜鹊群飞若云、移山填河，显现出为“牛女相会”排除万难的坚定力量与气势，扮演了群体英雄的角色。

二从文化意象来看，喜鹊是“吉兆、相思、美满”的象征。唐《开元天宝遗事》中述:“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淮南子·万毕术》云:“鹊脑令人相思。”高诱注:“取鹊脑雄雌各一,道中烧之,丙寅日入酒中饮,令人相思。”又因鹊善筑巢，所谓“允蹈家人之正, 居有鹊巢之福”，而成为家庭幸福美满的代名词。《诗经·召南》中反复叠唱:“维鹊有巢,维鸿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以鹊巢作比兴，描写了女子出嫁时迎送的热烈场面，更引申出妇归夫室，合家欢乐的美满愿景。

横跨天汉的鹊桥，使得牛郎与织女一年一期的短暂相会摆脱了“神与人”、“时与空”的限制，是对他们勇于追求自由，对爱情忠贞与坚定信念的见证与褒扬，故而成为七夕节日文化精神的代表符号。

2．巧智促织

唐宋之问在《七夕诗》中提及了两种善织智巧的昆虫，一是蟋蟀(促织)，一是蜘蛛（嬉子），诗云:“停棱借蟋蟀, 留巧付蜘蛛。”

蟋蟀又称“促织、趋织、催织、莎鸡”。晋人崔豹《古今注》曰：“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诗义疏》注：“(蟋蟀)幽人谓之趣织，督造之言也”。蟋蟀鸣唱如织布机纺织的声音，时高时低，犹如在催促织女飞梭速织，“促织鸣，懒妇惊”，“促织”之名由此而来。“六月莎鸡（蟋蟀）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生动描述了蟋蟀作为秋虫，在不同季节转换的习性与特征。七月蟋蟀鸣秋，促催担负纺织使命的妇人，须勤事纺织、缝红，筹措换季衣裳，准备越秋、过冬衣袭之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牟益《茸坡促织》

蜘蛛古称“蟢子、嬉子”，“嬉”和“喜”音谐,有吉祥喜庆之义。汉刘歆在《西京杂记》中述：“干鹊噪而行人至, 蜘蛛集而百事喜。”唐权德舆《喜征论》中亦称：“嬉子垂而百事吉。” 除了吉兆，蜘蛛善织网捕飞虫，又被认为是巧智的象征，如《论衡》中说:“蜘蛛结丝以网飞虫,人之用计安能过之?” 洪适有“蜗文寒壁篆, 蛛巧暮檐丝”的诗句，苏轼亦有诗云“画檐蛛结网, 银汉鹊成桥”。

《开元天宝遗事》中就记载了唐宫中捉蛛乞巧的细节:“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之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撰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载，北宋首都汴梁每岁七月“初六、七日夜，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陈瓜果于庭中,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以蜘蛛结网的疏密，来占卜预测幼女将来织技的巧拙，明清之后亦有沿习。

在七夕传说故事，喜鹊、促织、蜘蛛等动物、昆虫的文化意像，与灿烂星河相映成趣，不仅真实反映了先民“尚智、尚巧”的追求，也真实折射出古代中国重农贵织的社会特点。

四、结语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却只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是诗人秦观对牛女爱情传说真谛的最佳阐释——在吹着金色秋风，闪着晶莹白露的季节里，仅一次的相会便胜过人间无数次的团聚。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体现了中国先民追求完满的生命观、爱情观与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管子·轻重甲》曰:“一农不耕, 民或为之饥; 一女不织, 民或为之寒。”脱胎于“男耕女织”这一农业生产结构基本模式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自产生始便是中华民族农业劳动者的象征，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与意识，是中华文明农业文化、民族意识与民俗心理的凝聚物。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与其他五个传统节日一同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成功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甘肃西和乞巧节、浙江省温岭石塘的小人（儿）节、广州天河等区的七姐诞、湖北郧西的天河景观群以及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七夕节俗等，正不断被发掘、保护、恢复与重构。七夕节日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善于创造的精神沃土之中, 表述的是重视自然、和睦的民族文化认同，犹如浩瀚穹宇中闪耀的星群，煜煜生辉，亘古不灭。

（作者方云，民俗学博士，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