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6周年：失焦时代，成为多向度的人，重塑人之为人的价值

当下我们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好像刚刚从新冠疫情的阴影中稍稍挣脱出来，又被一种接踵而来的时代危机席卷。无论是战争的阴云、极端的气候，还是全球化退潮、经济形势转变，都让我们意识到，似乎即将面临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尤其当我们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冲击时，例如AI、自媒体、直播，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人的异化危机。

尽管科技进步、时代发展、人们交流的平台变得越来越眼花缭乱，关于人的困境仍然存在。

现场致辞，三联生活传媒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李鸿谷

我们在今天提出“多向度的人”，呼应着60年前哲学家马尔库塞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单向度的人”。在上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看到了工业化社会和消费主义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由此产生了工作、社交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困境和危机。如果说过去我们担忧消费主义绑架了我们的精神想象，那么在今天，当我们穿梭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世界、每日接受无数信息的轰炸、担忧AI是否会取代人类的时候，我们更能感受到时代带来的匮乏和焦虑，更需要去探寻人的主动性和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多向度的人”作为知识大会主题。我们感受到，身处一个飞驰社会，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它呼唤一种对周边和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呼唤一种对其他生命和群体的共情能力，更呼唤一种穿过嘈杂去观看时代的洞察能力。这些能力，可能无法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功能性的帮助，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和调整与时代的距离；科技的爆炸、信息的轰炸无法提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素养的，是历史、社会、文学、传播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滋养，这也是三联中读一直努力的方向。

开场环节，赛博电子音乐，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音乐总监 饶鹏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人是一个谜，我的毕生事业就是解开这个谜，因为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知识大会邀请到的五位人文学者，从他们各自的学科，从“人”的角度带来各自的分享，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带领大家打开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去探讨，一个站在大时代的人，所向何方，也去探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要如何与自我、与社会、与时代相处。

【01罗新：人类的历史就是追随者的历史】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几千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王朝更迭、权力倾覆、宫闱秘史，那些赫赫有名的名字被人反复提及、不断强化记忆。然而近年，历史学家罗新把研究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那些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在他的著作《漫长的余生》中，一个北魏宫女成了书写的对象。

为何要关注小人物？罗新教授在知识大会中分享了自己的答案：恰恰是追随者，造就了文明和历史。

（以下内容为罗新教授的分享摘录）

·每个人都是追随者

鲁迅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启示了我们追随者的重要性。观察野外小径，人们跨越一片原本没有道路的地带时，最初会有多种路径选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重复先前的某一个选择，其他选择被忽略、被遗忘，于是道路出现了。投票的行者就是追随者。追随者和开路者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没有追随者，第一个走的人早已沉入遗忘的虚空。追随者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对文明的诞生、延续、壮大和更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充分参与历史

追随意味着选择，意味着评估之后的决定，意味着承担选择的后果。历史上无数的不公与不义，那么多的贫穷和困窘，都是对追随者的阻击，是勇敢的追随者们面对的考验和日常。但我们要知道，追随从来都是多元多样的。唯多样性可通往真理与自由，甚至可以说，多样性本身就是真理与自由。所谓充分参与历史，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法律和制度保障下的相互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流动，其历史呈现就是文明进步。

·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百分比

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经在书中论及蝴蝶种群的演化：如果一个蝴蝶种群，本来40%个体为蓝色，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转变为60%个体为蓝色，而且其蓝色是可遗传的，那么一种简单的进化（演化）就发生了。大型演变就是结合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数量改变而形成的。如果我们类比到社会文化中，社会的改变也是基于人群受众比例的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百分比。改变数字的任何努力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追随者最终改变了百分比。社会因此而有希望，有未来。

【02贺桂梅：技术化时代，如何打开人文想象力？】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今天，我们都感受到了某种人文的危机。技术本是帮助人来改造世界和自然，但我们当下好像被技术控制着，人表现出了更多的消极性、非能动性。就连在大学校园里，内卷、抑郁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着。“个人”与“社会”、“内在的人”与“社会体制”，产生了二元对立。

如何应对这种危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何桂梅，从人和社会两个维度入手，和大家分享——技术化时代，如何重新打开人文想象力？

（以下内容为贺桂梅教授的分享摘录）

·何为人文想象力？

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把“想象力”视为一种“心智能力”，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能够关联“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能够将“个体困扰”转化为“社会议题”。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重心是“社会”，是向外的，“以个人为方法来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

贺桂梅教授认为，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外，还应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将重心放在“人”，是向内的、想象性的，进而由内而外地激活人的能动性。她用一首诗、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揭示了打开“人文”想象力的三种路径。

·一首诗：万物皆备于我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

——《十四行集》，冯至（1942）

这首诗虽短，却有充沛的哲理性，提示了一种打开人文想象力的路径：以“心”包容“万物”。人心如何包容大宇宙？首先要享受寂寞，独立地担当自己，将自己视为万物中之一“物”，融入万物共和国。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去除“自我中心”的过程。然后需要体察和体验万物众生，像冯至说的，“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这可以说是在启动“心”的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以“狭窄的心”，包容“大的宇宙”，做到“万物皆备于我”。

·一部小说：完整的人

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三部曲是“修养小说”的经典，包括1795-1796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829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没有写出来的《威廉·麦斯特的为师时代》。“修养小说”这类题材主要讲述主人公一生的成长过程和不同阶段，人物塑造最终的目标是“完整的人”。三部曲讲述了麦斯特如何寻找契合自己天性的职业与生存方式，在经历痛苦的初恋之后获得美满的婚姻，带着儿子广泛游历，并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完整的人”，即感性与理性、伦理与美感的融合。人的成长是“内在天性”和“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具有可塑性的无限潜能的。

·一部电影：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王家卫导演2013年公映的电影《一代宗师》，可以说是一部武林宗师叶问的传记片，影片中的人物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见自己”对叶问而言就是习武，他从7岁开始拜师学艺，从此一生专注于咏春拳；“见天地”主要指武林阅历和武艺提升，往往通过比武进行，所谓“一步一重山”；“见众生”是为师收徒，传承武术，电影中的说法是“凭一口气，点一盏灯”，由此让咏春拳传遍世界。

这也可以说是普遍的人文修养的三种境界，与歌德所说的“三个时代”有内在相通之处。从普遍意义上说，“见自己”，是为了自己和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所长，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见天地”是看见世界天地，知道世界之大，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见众生”是看见他人，懂得慈悲和担当，将自己放到人类历史的传承关系中理解人的有限和无限。

贺桂梅教授说，通过重新解读文艺作品，我们可以去探索一种可能性，去激活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属于人的世界。

【03董晨宇：平台社会中，我们如何相遇？】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在过去的三年里，董晨宇一直在做一件很不“大学老师”的事儿——他带领团队在5个女主播的直播间里当了一年的场控，来关注她们是如何进行这个职业的。外卖员、滴滴司机，也是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他关注的话题，其实是——平台社会中，人的相遇。互联网平台搭建起来后，以前那些看似很遥远的人突然就可以相遇了，好像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但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董晨宇从两个故事讲起，分享了不一样的发现。

（以下内容为董晨宇老师的分享摘录）

·第一个故事：出租人与打车人的相遇

以前我们打车，是站在路边招手。但现在在北京，这样是打不到车的，你必须使用打车软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对于搭车人而言，平台连接了自己和司机；但同时，用另外一种方式阻碍了彼此的连接。平台“统治”了这场相遇。

对出租车司机而言，这种统治更为严苛。以前问出租车司机职业生涯规划，一般是年纪越大、挣得越多。因为有经验的司机知道什么时间该去哪里趴活，能比小年轻挣到更多的收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所有单子都是平台派出的，作为出租车司机的技能没那么重要了。在这个去技能化的背景下，唯一要拼的，就是体力。

·另一个故事：在直播间里，遇到邻家女孩

有一个平台在发布会上说，平台的目标就是让你在直播间里遇到邻家女孩。真好，我不用出门了，在家里泡着脚，打开APP，邻家女孩就在我的手机里？但是这种相遇不仅仅是拉近和邻家女孩的距离。如果你在直播软件上工作，需要考虑如何被大家遇见，如何获得更多流量。为此，需要不断努力获得更多赞、转发和评论，这样平台会认定你是有价值的内容生产者——但不能连续点赞，否则会被认为是恶意刷赞，会降低可见性和被遇见的几率。在平台中进行劳动，主播、外卖员和网红都在争夺与需求者相遇的机会。平台社会“缝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有人关注缝合的针法和过程。

三个角度的观察

1——作为“巫术”的算法

“算法是现代社会中的遥远巫术。”

说它是巫术，因为它是一种诡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平台会公布自己的算法。我之前接触过一个直播带货的主播，原本做的不好，突然有一天直播间里涌进了好多人，因为他的一个视频火了——他也不知道那条视频为什么火。他很激动，当时脑子里根本想不到卖货，“算法竟然垂青我了！”于是他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官方正能量”。我们经常能在不同账号的主页看到这句话，人们在像讨好上司一样感谢平台，这种算法的不可见性成了一种威胁。

说算法遥远，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找不到它。如果我是一个外卖小哥，算法惩罚了我，不服气，我可能会去找外卖站点或第三方合同服务商，他们会说我也没办法，这是平台给你的惩罚。我不服气去打平台电话，对接的人也只会告诉我他们也没办法，这是算法闹的。

2——框架性的相遇环境

我们在平台中与他人相遇的时候，并不是处于现实生活的地理环境中，而是在平台的界面中。

例如和主播的亲密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通过共事、袒露彼此的秘密来增加和别人的亲密度。但当你进到一个主播的直播间，只有三个方法增加亲密度：点亮灯牌、每天看若干时间的直播、刷礼物。亲密度的设计浸透着明目张胆的商业意识形态：要么贡献日活，要么贡献停留时长，要么直接给钱。这是一种不自然的、框架设定下的关系。

再例如美颜。明星不适合美颜，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好看。美颜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人变得更好看，而是在于让我们的颜值扁平化，能够让成百万上千万有网红梦的人进入到行业中。这是一种批量化生产，可能会提高一点颜值，但一定会消耗掉人本身的某种特质。这也是一种框架。

3——作为物质的平台

当我们说到“数字平台”时，会和现实世界进行区隔。但数字平台意义上的相遇，已经在很多的意义上走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例如外卖员的电动车。我们和外卖员的相遇是通过我们在平台中的点单完成的。但即使我们不点单、不吃外卖，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电动车的横冲直撞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在享受30分钟到家的食物时，损失的可能是交通方面的安全。

电动车的国标每小时最高可以开25公里，但这个速度绝对没办法支撑外卖员在30分钟内把东西送到你家。几乎所有的外卖员都会改装自己的电动车，不限于提速，还包括更换续航能力更强的超标电池。平台告诉你他们把送餐时间拉短，但不会告诉你这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交通状况。

再例如网红景观。我去成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身边会陆续走过一些人。一般配置是三个人：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还有一个人拿了打光板，第三个人拿着相机。这就是网红拍摄，很魔幻，一个个队伍在前进。成都的三圣乡更厉害，你可以假装在摩洛哥、京都、洛杉矶、普吉岛……这些地点之间可能距离不足20米。有网红会在“摩洛哥”待一下午，等待光线到某一个角度，拍出最完美的照片。你会发现，网红的文化完全不是数字的，它们作为一种城市景观在我们的生活中蔓延。平台让我们相遇，但这种相遇并不仅仅是把我们距离拉得更近。算法决定了我们能遇到谁，界面决定了我们如何相遇，平台更是从线上到线下对城市景观进行了改造。

技术带给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它的某一种话语中是不允许我们进行反思的。当所有人都在欢呼的时候，反思就变成了异类，而这种异类可能恰恰是技术在社会中运行方式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不要忽视对技术反思的价值。

【04周飞舟：非“社牛”即“社恐”，人人都得做“社会人”吗？】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年来，在人际交往时大家特别喜欢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做社恐，一个叫做社牛。这背后反映着什么样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跟别人坦然相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和我们分享：非“社牛”即“社恐”，人人都得做“社会人”吗？

（以下内容为周飞舟教授的分享摘录）

·人与社会的对立

社牛、社恐，本质上都是将自己与“社会”隔开的做法。

社恐与社会隔离是很容易理解的，社牛与社会好像很很融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融入，只是一个社交牛人而已。社牛的社交，认识很多人，与很多人打交道，因为打交道的人很多，所以大多都是泛泛之交或者是交换之交，就是认识一个人是为了和他做交换。如果这类交往的人很多，他本来应该用心交往的人就少了。很多社牛的人这么做，和社恐的人不这么做，本质上都差不多。社恐是害怕社会，以自己的清净安静为追求的状态；社牛是利用社会，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社交的目的，有些人天生就是爱社交，他和人来往就觉得愉快，也未必一定非要利用别人。但极端的社恐和社牛，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一个叫社会化不足，一个叫社会化过度，过犹不及，都不是我们和社会相处的正道。你和一些人天天相对而坐、言谈甚欢，但实际上如隔山川，所谓酒肉兄弟、塑料姐妹，就是指的这些。

和社会相处，并不是简单地“投入”社会，很多号召“投入”社会的人，本质上是在“利用”社会。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这样教育我们，说你进入社会，先弄清规则，然后做规则的第一名，最后再修改和制定规则。这种心态，好像天生和社会有仇、要报复一样，是以社会为工具，以他人为竞争者的一种“社会”观。“社会”就好比一个角斗场，你通过在其中做一个优秀的人而拿到最多的资源，把他人踩在脚下。这种观念本质上是将人和社会对立起来，是我们以内卷为基本话语的时代焦虑的根源。

这种由隔开到对立，其中充满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个人欲望的扩张，这种扩张遇到“社会”时，社会对我的欲望扩张构成了什么样的阻碍，我如何突破这种阻碍，或者如何干脆把社会变成我欲望扩张的工具。被社会阻碍的人，被看成loser，或者干脆脱离开社会；成功利用了社会、将社会变成工具的人，被视为社会的成功者，被看做优秀的人。这已经形成了很多人心目中个人与社会标准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内卷或躺平就成为一个要求人人二选一的选择题。

哪一种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哪一种都不能让我们真正满意——内卷不用说了，躺平者也不是舒服地躺平，而是躺在那里很不满。这些不满和焦虑让我们觉得是社会出了问题，为什么只给我们这两个选项？

我们之所以这样看社会，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欲望之眼看待社会，只是将社会看做是我们欲望的实现场所而已。我们的焦虑是那种面对一个不得不进入的角斗场的焦虑，是上场前的焦虑和上场后的进展。我们是来比赛来了吗？这背后隐含了双重的误解——社会是角斗场，这是我们对社会的误解；我们的生活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则是我们对自己的误解。

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不被欲望支配和奴役的自由状态，而社会是实现自由的唯一场所。

·与社会“和解”，真正地进入社会

什么是“社会”？社会是一种“交往”而非“互动”，用英文说，是social而非interaction。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交往以心而互动以利。

我们可以将社会分成两个层次，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最普通的是互动的场域，从你去商场买一个东西，到你在一群人的会议上发言，都是互动。这些互动大部分都是利益的交换。但是在所有互动的场域中，都有交往的可能性而存在。就是在各种场合，你都有可能找到或者遇到和你性情相投、和你“投缘”的人。这就是我们从实质意义上说的亲人和朋友，是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实质意义上的亲人朋友，就是你和他们来往的时候不只有利益往来，还有用心的交往。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在通常的互动中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在交往中，我们会加上一层，就是用心，用心的特点就是我们还会为这些人的利益考虑，把为他们的考虑当做自己的价值，当做一件美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再以自己的欲望为中心，不再以他人为我们实现自己欲望的障碍或工具。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不是和互动的人，而是和交往的人。这是有局限的。正是依靠这种局限，我们把自己和社会的边界在这里给融合了。

交往用心，其关键在于“和而不同”。所谓不同，就是仍然有人有己，不是要人同于己，也不是舍己从人。有了“和”，则有了人己之间的感通和真正的交流，交流帮助我们控制自己欲望的膨胀。这是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真正的“社会人”——体察人情而不世故

当代社会的人情，是建立在普遍互动、自由选择和亲密交往基础上的。互动和交往是社会的主旋律，而这中间的核心是要用心体察人情，就是他人的用心。实际上，懂了别人的心，建立其一种能够感受到别人用心的能力，就是真正的社会人，能够体察深层次的人情。

体察人情而不世故，是养成挺拔人格、迈向真正自由的重要一步，也是社牛和社恐、内卷和躺平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愿人人不再有那么多时代焦虑。

【05汪民安：面对AI，人类能否葆有“不去做”的潜能?】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当我们紧紧凝视自己所处的时代，能看到什么？气候变暖、人工智能、经济动荡……一切都蕴藏着人类毁灭的可能。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活、成为被奴役的对象、随时可能陷入新一轮的漩涡，我们亲自参与危机的酿成。但又似乎不得不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和我们分享了对于另一种可能的思考——人类能否葆有“不去做”的潜能?

（以下内容为汪民安教授的分享摘录）

·人类面临着两个迫在眉睫的危机

首先是地球本身的危机：它最具体最切近的表现是气候变暖。如果再不进行有效干预的话，地球可能在一个世纪后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再就是人类本身的危机：它的表现是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的智能，从而对人形成压倒性的控制。人工智能会导致对人的真正奴役。

正是这两个危机导致了新的充满悲观色彩的末世论。

关于第一个地球危机问题，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开始反思了。

他把这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这是从英国哲学家培根开始就出现的观念。即人类是地球上的中心，可以对大自然进行征服和利用。这样的观念被康德的主体哲学放大了，工业革命加剧了对地球的开垦和索取。总的来说，是人的过度活动导致了地球的危机，海德格尔开始反思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天地人神的和谐共舞。

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一百年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隐含地提出了它的可能性。他强调，有一种生命冲力导致了新的更高级的生命的不断出现。从最原始的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植物到动物，一直到人，都是一种生命冲力的结果，这种生命冲力总是冲破既定的障碍而产生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种生命冲力是没有尽头没有目的的，这就是生命永恒的绵延。在他的哲学中，这潜在地包含着一种更高级的生命会冲破人的智能这一障碍。或许新的人工智能就是冲破这一个人的智能的新的生命冲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工智能一定会征服人的智能。

这两个危机实际上都可以归之于技术的过度施展问题。人和动物的差异在于人是充满潜能的动物，更具体的说，人有技术的潜能。人可以不断创造新的技术。正是拼命地发挥这种技术的潜能，才导致了地球的危机和人本身的危机。

·两个意义上的潜能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可以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的概念。

有两个意义上的潜能，一个是去实现的潜能，一个是有潜能但不去实施的潜能，即不做，不实施的潜能，让潜能保持着潜能的状态。

什么是潜能？如果你把潜能实施，它恰恰就没了。一个钢琴家，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实现了钢琴梦，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方面的潜能就没了。所以亚里士多德讲，我有能力去弹奏、歌唱，但不去做，这才是真正的潜能。如果实施了，就不叫做潜能了。但是，今天的人已经遗忘了这后一种潜能。人们在竞争的观念下纷纷发挥去做的潜能。正是潜能的加速度催发，导致了地球被过度开垦、人工智能被过度运用，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危机。

亚里士多德还提到，潜能是有颜色的：能去做的潜能是白色的，不能去做的潜能是黑色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认为，黑色的、不去做的潜能，比白色的潜能更为根本。在今天我们面临如此巨大的问题，恰恰应该回到更本源的不去做的潜能上。

我觉得这种观点和中国老子的思想是接近的——无为。无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去做的潜能。一直保持不做，以后才能自由地去实施所想所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躺平”或许也算是一种黑色的、不去做的潜能。

嘉宾分享环节之后，一个新“人物”登场——三联中读官方IP形象，鹤知章。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古人常用鹤自比，表达君子之风。这只鹤的意涵，也是三联中读上千万用户的精神剪影。「知微知章」常被用来表达“看清事物迹象”的含义，我们也希望这个全新诞生的IP形象能够加强中读和大家的进一步联结。

关于三联中读

三联中读作为脱胎于《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文知识数字出版平台，自2017年5月三联中读App正式上线后，它们与一批“失散”的三联老读者，以及一大波“求知分子”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结。正如“中读”的名字，在传统书籍、杂志培养的“慢阅读”习惯，和互联网创新的“快阅读”之间追求一种快慢兼容的新型知识获取方式。6年来，三联中读已经集音视频课、数字刊、训练营、有声书、播客等融媒体内容于一身，成为上千万用户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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