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霍隆设计博物馆（ Design Museum Holon）正在展出4个世纪以来的眼镜设计。从因纽特人的雪地护目镜，欧洲贵族使用的像女士扇子的观剧望远镜，到1960年以来的实验性墨镜等400多件眼镜。这些眼镜都来自于个人收藏家 Claude Samuel，他是法国时装品牌皮尔卡丹前眼镜设计师 Daniel Gauthier 的儿子，是家族的第四代验光师，是犹太人。
18世纪观剧望远镜，法国
双框眼镜，1960s，意大利
非对称塑料框架墨镜，来自皮尔卡丹，1960S
作为一个收藏家，对他来说，每一幅收藏的眼镜，都在讲述一个从眼镜发明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更重要的，是文化、历史、政治的见证。
作为一个验光师，他认为眼光不只是科学，更是艺术，他拥有强烈的渴望去了解坐在他面前的顾客，他的每一个需求，以及需求背后的原因。
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经营着家族眼镜生意，哦，不，他拒绝使用生意这个词，他觉得用“传统”来描述更为合适。
在展览之际， Claude Samuel 接受了霍隆设计博物馆的采访，我们整理总结了访谈中有趣的部分，全部访谈在这里。展览一直持续到2017年4月29号。
护目镜1960s
Benjamin Martin 眼镜，1756年
眼镜是唯一一个可以最大化人类生理能力的配饰。珠宝和皮带都不能充分开发我们身体的潜能。这种开发潜能的功能也许会被在专业的运动鞋中发现。但除去身体层面，眼镜对我来说，是属于顾客的一私人而亲密的配饰，而不仅仅是一件物品。
我是用顾客，而不是人，是因为这是我遇见人们的场景：顾客们来做眼睛检查。
在做检测的时候，我渴望去深刻理解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因为选择一个合适的眼镜涉及到对顾客全面的了解：他做什么工作？我见他以前他长什么样子？他带上眼镜后会长什么样？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一幅眼镜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和大多数验光师都不同。在做验光检测的时候没有“对或者错”。它不完全是科学。有一个常规检测大纲让你开始了解顾客，你会在检测时收集到一些洞察。在某些情况下，我知道如何揭秘整个现象，就像一个艺术家意识到自己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刻。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断定检测的结果是不满意的，因为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对每一个顾客我都会投入充分的时间，直到我知道“就是他了”。这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
19世纪设计精美的金制长柄望远镜
矫正视力不是人们戴眼镜的唯一原因。就像珠宝或者化妆品，眼镜制造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一个人买一辆宝马车，他感兴趣的是（车）反映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象。一个品牌构建出一种身份，甚至是一个共同体，这种品牌效应在眼镜的世界里也存在。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在验光时所考虑的因素的一个例子。
当 Yitzhak Rabin 和 Leah（以色列首相和他的妻子） 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Leah 立刻选择了一个卡地亚的框架，我告诉他，一个社会主义的首相是不可能戴这种框架的。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不知道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因为他将名字改成了 Daniel Gauthier ）的顾客的事情。她告诉他，她不得不将眼睛藏在眼镜下面，因为它们很丑。当她的丈夫施压让她吐露真相，她解释道，因为她的眼睛很潮湿，’像犹太人的眼睛’。
人们戴眼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些想要模糊或者掩盖某种脸部特征，一些只是想要看起来不同。人们有时候选择一些奇怪的眼镜，作为他们想要投射的某种形象的一部分。
今天的时尚秀场上充满戴着大墨镜的人。我的看法是，他们想要传达自己“在这里但又不在这里”，这种眼镜制造一种与周围环境脱离的感觉，“我很难接近，因为我是被保护着的”。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个装着碎掉眼镜的包包，带它来的女人说，当她和母亲在奥斯维辛分离的时候，最后一刻她够到了母亲的眼镜。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物件是亲密关系的见证，但同时也见证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些细节代表着人们的历史，最终它们也在讲述人类的故事。我收藏不是按照爱好，而是考虑更大的格局。
我父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失去了一切。在战后，曾想过自杀。他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和我母亲极其富有的家庭关系很近。当他们告诉他，“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你现在是Gauthier人。（之前提到改名字的事）”，这事实上是让他抛弃犹太教。
为了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成功的人，他必须遗忘大屠杀，遗忘所有他所做过，所背负的事情。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也是法国人。我的祖母不得不行走在市场中为生存而挣扎，我将此视为是一种凌辱的形式。伤心的是，我并不认识她。她在大屠杀当中被杀掉了。我觉得她是一个牺牲者。我十分憎恨“牺牲”。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牺牲品。我不想成为一个目标。
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承受那些对犹太教的攻击，去应对生活让我们面对的-巴基斯坦人、基督教、犹太教。我觉得我的背景意味着我必须负起贡献和帮助的责任。我与边境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一起工作，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同时，而又很难去定义是什么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本文来源：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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